纪念朋霍费尔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二十世纪少有的殉道者，今天他仍在说起一种不惜一切力阻巨轮的精神……

【内容简介】

 朋霍费尔的生命与文字在全世界影响巨大，本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读之令人不忍释卷，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文学奖。本书精简而切中要点地记载朋霍费尔的一生，并对当今基督徒所需要的神学与政治反省提供了许多清新的洞见。本书配有多幅珍贵图片，使人印象深刻。

 在一个价值观纷乱的时代，要保持清明的心智与不动摇的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事。而力抗潮流，所要付出的代价，高到令人心痛、惋惜的地步。

 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为了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20世纪少有的殉道者。他的事迹与他的信仰，影响了许多默默地对抗趋势潮流的个体生命。

 本书的标题“力阻狂轮”，便是朋霍费尔用来形容他自己在上个世纪那个纷乱时代的角色：他期待自己能够阻住一个疯狂滚动着、带来死亡的时代巨轮。许多年轻的生命丧失在巨轮下，但那个巨轮已经碎解。在这个世间，暴力与战争仍迷惑着人，但是像朋霍费尔这样的生命史，仍微声地在说起一种不惜一切力阻巨轮的精神，说起族群和大地生命的延续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一再传述的生命故事。

 这是一本精彩的属灵传记，激励其对现实人生的勇气与信心。可配合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与《作门徒的代价》一起阅读，帮助深入了解与思考。

序言：中译本序

何光沪

 距今不过73年前，在我们居住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在这几天正吸引着无数球迷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车轮”。这个巨轮疯狂地运转，压碎了那个诞生过埃克哈特和路德、丢勒和荷尔拜因、康德和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歌德和海涅、巴赫和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开普勒和爱因斯坦、马克思和韦伯、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等的民族的自由，又疯狂地碾向国内国外、左邻右舍的犹太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人民的自由。这个巨轮所到之处，都有千百万人的躯体被它碾碎，还有千百万人的心灵被它扭曲……众所周知，这个“狂轮”，就是一个由所谓“领袖”即希特勒及其一伙所构建，由所谓“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而又有严密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团，就是一个其实力、机制和心态使邻国不安、害怕，使一些外国要人不得不“绥靖”、讨好，已经从软弱地位复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宣传和暴力机器。

 距今整整100年前，在当时一片和平景象的德国名城布列斯劳，一个大学教授的家里诞生了第六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来自两支显赫的家族——这个男孩的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甚至做过皇帝的御前牧师。这个家庭生活富足、富有教养；孩子们有自己的房间，有丰富的书籍和玩具，有巨大的花园和乡间别墅；许多有地位、有见识而观点各异的亲友访客时常出入门庭，高谈阔论；更主要的是，孩子们享有父母良好互补的教育和宽严有度的关爱，个个都聪明有成。这个小弟弟也不但早慧，而且德智体美兼优，7岁半就进入人文中学，17岁就进入著名的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18岁转入柏林大学，得到该校名师，也是世界级神学大师哈纳克高度评价；在别人尚未开始博士阶段学习的年纪，即21岁时，他已完博士论文；在别人尚未完成学业的年纪，即24岁时，他已经登上了柏林大学的讲坛，教授系统神学；他还在美国留过学，在西班牙和英国当过牧师；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其中一些（例如30岁发表的《作门徒的代价》）使他成了相关学术界的新星……

 距今恰好67年前，，这个33岁的青年学者，这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神学家，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终于启程，自愿离开那远离战云密布的旧大陆的安全而自由的美国，离开繁华的纽约市内那座城堡庭园中幽雅的著名神学院，离开了为他在德国的安全担心而接他来美的朋友们安顿客座讲师的舒适小屋（后被称为“先知屋”），登上远航的轮船，返回黑暗的祖国，投身到那个巨大凶恶的“狂轮”之中——怀着一个坚定的目的：力阻狂轮！

 这样的一介书生，尽管是一个纯粹的人，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也许正因为纯粹才软弱），再加上那“极少数人”，尽管志同道合，却还是极少数，怎么能够阻挡那个狂暴的巨轮呢？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和他的伙伴，全都被压死在那个巨轮之下！而那个巨轮最终被阻挡、被粉碎，是由运转方向相反，却仍然是钢铁铸成的同盟国的巨轮所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力阻狂轮”，不是毫无意义，成了“无谓的牺牲”吗？

 这会是无数人的想法，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想法，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有的想法。我想，这种想法正是当今社会的心理病根之所在，正是妨碍我们的社会改良的一大“心魔”。为什么？

 用这本书的主人翁，上面所说的这个“男孩”朋霍费尔的话来说：一个疯子在人群中驾驶汽车横冲直撞，我们应该做的，绝不仅仅是救助死伤者，还应该有人冲上去，制止那个疯子。后面这个行动当然有极高的风险，可能丧命，可能失败，即可能牺牲而无功，但却绝不是“无谓”的。试想，一个巨大的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后一行动，其后果不仅会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被压死，而且必然还向世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人群已经丧失了同邪恶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需要有人，即使只是“极少数人”来体现的），在这个人群中，正义是退缩无力的，不义是畅通无阻的。极言之，这种局面所“意味”的东西，向天地昭告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已经“正不压邪”，因为正义已经死亡。于是，这样一个人群是否还是“人”的群体，就已成了疑问，在这里生活是否还有人的“意义”，就已成了疑问！

 反言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们为“力阻狂轮”而牺牲，是“有谓”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个本民族至上的社会氛围中，还能够超越民族观念而生活，即首先作为“人”而生活，尽管这样做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内心痛苦的代价，甚至牺牲生命的代价！这个“有谓”是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还有可能获救，就像《旧约圣经》说到所多玛城得救的条件时所说：只要那城里还有十个义人，就可以不遭毁灭。对这个宗教象征，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还保留着正义的精神——其最低要求，是要制止对人（任何民族、阶层、种族、职业、年龄、性别、国籍、信仰的人）的非人对待——的时候，它也就还未丧失人性，还未变成“非人”的群体，还未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即使它已向着正义死亡、人性死亡的深渊方向走了很远，也还有一点走回来的可能。

 这种精神，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义人”来体现。因此，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巨大的榜样力量——有人甚至认为，上帝因之而保佑德国在战后从废墟上迅速复兴。（我们确实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民族或国家，是在从战乱走向战乱，从灾难走向灾难，尽管我不相信那里没有“义人”，但是谁也不知道那里的义人有多少。）至少，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会用他们的生命，给后人提供深刻的教益。

 这是我第三次为与朋霍费尔有关的书写序（前两次是1991年为《狱中书简》中译本和2000年为《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写序），但却丝毫不觉得轻松。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人都不免会激动。只要了解到这个生命是真正“为他人而活”的，是真正为了阻挡那压扁无数生灵的暴政“狂轮”而心甘情愿献出的，只要了解到这一点，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深深地甚至痛苦地反躬自省呢？

 读者手中这本小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文学奖。我曾经在《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中，把朋霍费尔的人格比喻为人们“可以畅游其中又敬畏其深”的深海，把他的精神比喻为人们“可以漫步其上又仰慕其高”的高山。读毕此书，读者可以发现，这本传记所表现的他的生命，体现出这种人格和精神的生命，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

[王书亚@2007-1-25 18:20:22]

  你当为哑巴开口：《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对中国读书界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和《作门徒的代价》早已脍炙人口。但他的形象多少被简化为了另一种类型的斗士。作为20世纪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一个非基督徒很难把他的信仰，放回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恰当位置去理解。但作为一位身体力行，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一位在旷野中吹响角声的先知，每个曾在20世纪活过的知识分子，也很难不由衷敬重他。不管怎样，这个人以生命见证了那个最黑暗的世代。无论你是否基督徒、是否知识分子，是否犹太人或雅利安人，读完这本传记你都会说，感谢朋霍费尔，在那个时刻没有让人类交白卷。

 我一直想了解，朋霍费尔牧师决意参与抵抗运动的那些细节和脉络。在1934年，有人问他，如果德国发生战争，你会怎样？他回答，“我将祈求上帝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他主张教会用“文明的不服从”的和平主义方式，去阻挡独裁者的脚步。因为“任何战争准备都是基督徒不允许的，爱不允许拿起剑来面对一个基督徒，这样做同时等于谋杀基督”。他希望像祖母那样，穿过冲锋队的警戒线，去一家犹太商品。说“我爱在哪里买东西，就在哪里买东西”。这一年他也希望去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回信说“您可以住在我这儿，因为我已经不在监狱里了”。但这两位20世纪的伟人最终还是缘悭一面。如果朋霍费尔去了印度，他会最终放弃基督的和平主义，拿起剑来参与叛乱计划吗？

 也许这本传记不能完全给你提供答案。尽管对他童年时代的描述，帮助我触摸到这一颗谨慎和坚决的灵魂。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谨严的精神科医生。像多数德国市民阶层一样，家庭中充满了节制、权威和对国家的热爱。“苦涩的父子关系”使他的童年不像我们那样草长莺飞，而具有一丝不苟的方向性。一战的爆发，亲族中的阵亡者，使少年朋霍费尔每个夜晚清醒的躺在床上，尝试着想象死亡和永恒的意义。当时的德国在民族国家的理想下，充满对死亡的浪漫化。这个10岁的男孩一面梦想着“美好而敬虔的死亡”，一面又在每个夜晚闭上眼睛时，对死亡满怀恐惧和退缩。仿佛他的一生都在为最后的殉难做准备。

 朋霍费尔是一位活出来的神学家。他以坚决的态度面向法西斯，也面向教会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宗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教会”。当帝国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时，朋霍费尔提出了抗议。希特勒干预教会选举，把反犹政策强加给教会时，他和上千名牧师一道签名，宣称“顺从神不顺从人”。他辞去了牧师职位，发表演讲说，“教会没有权利将国家的资源占为己有。但当国家将基本人权置于法律之外时，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这就是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立场，也是一个更倾向于加尔文宗的、符合《圣经》的立场。

 问题之二是信仰和世界的关系。朋霍费尔猛烈的批评“廉价的恩典”，一方面教会热衷于向世界推销打折的福音，以至当世界陷入绝境时，教会也变得一文不值。另一面是在苦难面前关起门来的敬虔生活。朋霍费尔相信真正的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如此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朋霍费尔的一生，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尽管他在《狱中书简》中更多强调了前者，对上帝的主权不像改革宗那么坚信，因此和他深受其影响的卡尔•巴特一样，显得颇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和新教改革宗在“文化使命”下谈论的基督徒的社会担当，就有许多差异。我想这是他最终拿起剑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能被二战之后的主流知识界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如台湾学者曾庆豹所说，中国思想史的列传中，你找不到与朋霍费尔的精神品质相似的人。我们敬佩他的生与死，但他对自己的生与死的看法，只能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中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