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制史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信仰改变历史的典范

解读盛行欧洲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如何终被废除

见证基督徒的社会良心如何抵抗现实世界的不公义

【内容简介】

  如果近代法制史像是一出舞台剧，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废除奴隶制度这一幕，无疑是剧中的高潮。这是一本报道战争的传记，这场战争虽然没有人流血牺牲，但同样激烈而残酷，这场战争是在议会里进行的。八个国会议员，八个基督徒，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却为了打倒奴隶制度而结合在一起。他们以法律的专业、理性的思索、人道的精神、信仰的力量，在排山倒海的反对、咒骂、威胁、抵制、利诱和压力之中，经过50年漫长的日子，不改初衷，不采用暴民运动，而以忍耐、和平的立法程序，成功地断开层层绑捆黑奴的法律枷锁，帮助成千上万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终止了欧洲大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书中人物展现出的公义与良知的政治家风范，前赴后继的忍耐不屈精神，犹如暮鼓晨钟，震人心弦。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对法制史和法理史影响巨大，但鲜有中文书籍涉足，本书内容详实丰富，可以弥补此缺憾。

本书作者身兼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他长时间在图书馆、书店和博物馆收集各种资料，再加以分析比较，确保了本书内容的丰富翔实，再加上清晰的结构与平易的语言，读来深入浅出，兴味盎然；且配有多幅珍贵照片，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一本精彩的属灵传记。适合关心信仰与社会、政治及法律关系的读者，激励其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参与和影响。

书评

   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纪念威伯福斯和《废奴贸易法案》199周年

                                   王书亚

 威伯福斯所代表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恰恰不是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坚忍的信仰和神圣的呼召下，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

 英美的废奴运动是福音主义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1797年卫理公宗（徇道会）脱离国教，国教内受福音派的影响形成“低教派”（Low Church），成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三十年“全英格兰最深沉、最热烈的信仰者 ”，威伯福斯正是这一时期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21岁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22岁时受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在信仰上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和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主义，也反对落入神秘主义。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见，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被英国人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自己的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治界和贵族圈。

 威伯福斯写下废奴的第一篇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当他1789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珂德。妄图以一项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利益。威伯福斯在议会内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为彼此天天代祷的属灵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相信耶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女作家摩尔记载说，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立志，“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第一代联盟共有8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的提出废奴议案，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下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个人。威伯福斯的坚忍，来源于对一个绝对的善恶标准的信心。他对弟兄们说，“是否上帝的旨意不在乎议案是否通过，而在乎提这个议案的动机和本质是否符合圣经。如果符合，即使没有结果的应验，也是上帝的旨意”。

 1814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5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的外交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5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我们的胜利，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生命，就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威伯福斯的信仰力量不但感动了议员，也感动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收到了25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150万封请愿信。

 “克拉朋联盟”并不是一群书斋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努力也不局限于议会。成员之一的克拉克森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论奴隶与人口贩卖》及1807年的巨著《废除贩卖奴隶的历史》，对普世废奴运动影响巨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读了他的书后，决心加入废奴运动。他们当中除了政治家和作家，还有商人和总督，在废奴策略上看重贸易和教育的重要性。以贸易发展削弱对黑奴的市场需求，以教育提升黑人的价值。他们不但有基督徒的信仰，也有英国人的智慧。先用20年的时间消灭视奴隶为动物的贩卖，再用20年的时间以赎买方式废除以奴隶为财产的制度。1890年，“克拉朋联盟”在西非买下“狮子山国”，将他们从欧洲和美洲解救的1980名黑奴送回那里，建立了一个没有奴隶的自由之城，帮助黑人自由劳动，与英国进行平等贸易。后来成为塞拉利昂共和国，它的首都就叫自由城（Freetown，音译“弗里敦”）。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在1984年的《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的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58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威伯福斯一生谨慎的看待福音与政治的关系。他说：“福音和政治自由是上帝帮助黑人的两条平行轨道。基督徒政治家仍需推动废奴的立法，宣教士仍需忠于他们的禾场，黑奴信主后仍需守法”。他一生坚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的精神。但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解不同，分离的意思不是政治与宗教无关。在威伯福斯看来，与信仰无关的政治只可能是专制。分离的意思是任何人的信仰不被强制。而宽容的基础也不是价值的多元，恰恰是对真理的确信。1789年英格兰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合并，引发政教冲突。威伯福斯为捍卫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公开反对乔治三世，直到10年后天主教徒取得议会的席位。他说，一个基督徒政治家永远不需要担心结果，他只应该担心“有没有用不公平的方法去胜过对手”。真信心是宽容精神的来源。假如你所信的离了你的帮助，就无法在历史上获胜。那你所信的就一定不是真理。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而恐惧来自于不确信。

 40年后，威伯福斯宣布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