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斯图尔特（Melville Y. Stewart），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特利大学名誉教授，曾编著过多部著作，如《创世者之善的辩护》、《科学与宗教的对话》（系列丛书，Science and Religion in Dialogue，Blackwell Publishing；中文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序 言
第一章 科学与宗教的联系/欧文·金格里奇
　反思科学革命1543-1687
　"设计一个与生命相宜的宇宙"
第二章 进化论与宗教/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达尔文与智能设计
　第三章 进化心理学与宗教/凯利·克拉克
　消解上帝:来自进化心理学的挑战
第四章 宇宙学与生命/保罗·戴维斯
　物理规律的本性和它们神秘的生物友向
第五章 宇宙论与有神论/威廉·克雷格
　上帝、时间与无限
　时间与永恒
　世界的末日
第六章 时间与开放有神论/迪恩·齐默曼
　A时间理论、现存主义presentism和开放有神论 open theism
第七章 管理与生态和谐/加尔文·德维特
　管理者与经济家:创世中的贸易，技术和财富
　地球的生物圈经济
　科学、技术和生命:我们必须做什么?
第八章 后现代语境中的神学与科学/南茜·墨菲
　后现代语境中的神学与科学
　科学与神圣行动
　神学、科学与人性

开普勒的“有因的宇宙”
　　尽管与伽利略相比，开普勒的年纪略小，但是他先行一步，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哥白尼的学说。对此我们很难做出精确的解释，但这确实与开普勒的神学研究有关。实际上，开普勒从未接受过数学方面的特殊训练，而且，在“四艺”的数学学科中，他的天文学得了最低分（A-！）。
　　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中，天空中的运动来自于外部力量，这力量每24小时便将整个由星体组成的（无重量的）结构旋转一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旋转天空的力量便是神的爱。开普勒从哥白尼的体系中发现，外部的、由星体组成的天空是固定的，因此行星的运动就必须来自中心——这是非常合理的解释，因为哥白尼已经敦促人们注意以下事实：一颗行星距离越近，它的运动速度就越快。如果光辉的、独一无二的太阳是天父的化身，那么外部天空就是基督再现，二者之间的空间则是圣灵。哥白尼的体系彻底变成了三位一体。毫无疑问，这个令人吃惊的想法是与开普勒对哥白尼宇宙论的狂热追随紧密相联的，也可能与他不愿接受星体就像太阳一样、向着广袤的领域和遥远的空间无限延展这一观点有关。
　　正是在这一点上，开普勒的物理推论得以展开。在哥白尼的体系中，行星沿圆形轨道运动，而这些轨道是偏离太阳自身的。除地球之外，每颗行星在处于其轨道的近日点时，运动速度都会加快。但是，出于物理学的推论，开普勒认为，把地球排除在这一现象之外肯定是错误的。地球应当同其他行星一样运动，随着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变化而改变速度。当靠近太阳时，地球的运动速度也应当加快。
　　开普勒决心查明这一点。如果地球在其轨道中的运动速度不定，那么根据上述假设，公认的地球轨道的离心率就是错误的。但是，人们能否直接断定这一点？开普勒尝试通过测量太阳在不同季节的大小变化来做到这一点。但这种变化幅度只有将近1%，太过微小而很难捕捉到。在此之前，他有权使用第谷·布拉赫对火星的出色观测结果，于是他通过三角测绘，探定了地球轨道的位置。变化的确微小，然而开普勒确信自己能够测出准确数字。最终，他发现，在预言火星位置时，地球轨道所发生的看似微小的变化实际上造成了巨大差别。
　　开普勒对火星的研究始于他跟从第谷做学徒的时期，当时第谷正从丹麦迁往布拉格。这段学徒生涯相当短暂，开普勒实际上只跟了第谷十个月。第谷发现了开普勒的非凡才能，而当他猝然离世之时，他还在安排事宜，以便开普勒能获得“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帝国数学家”的任职。任职顺利通过了，开普勒于是成为第谷的宝贵的观测成果的看管者。他继续钻研火星这颗难以搞定的行星。没过多久，他就得出了有史以来计算火星在穿越黄道带时的经度的最准确公式。但是，在计算火星纬度（即南—北距离）时，他的轨道却不幸失败了。其实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困扰过从托勒密到哥白尼的任何一位天文学家，他们都满足于用不同的方式来计算经度和纬度。但是开普勒不同——他所向往的是一种立基于物理成因之上的天文学；并且，用与计算经度完全不同的几何学方法来计算纬度，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他不知疲倦地研究出一种预备性的轨道，这并非毫无意义。这构成了开普勒的计算程序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漫长而又艰巨，最终它将开普勒引向一种椭圆形的轨道。在诸多非常相似的备选曲线中，这种椭圆形对他具有物理学意义。不久以后，伊萨克·牛顿觉察到开普勒已经猜到了椭圆形，但是他，牛顿，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开普勒的猜想确实是一个勇敢的直觉的猜测，并且抓住了通往正确答案的关键。当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时，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有多少要归功于开普勒对物理成因的坚持。
　　这条道路既不轻松，也不明晰。开普勒的老师和从前的导师，米歇尔·迈斯特林，敦促他放弃物理成因，并说天文学现象要求几何学解释。最终，开普勒的多数物理学研究都未能通过时间的检验。惯性（inertia）的概念还只是刚刚萌芽——伽利略在这个方面领先他许多。但是，天体物理学的重要性被铭刻在开普勒的不朽著作《新天文学》（AstronomiaNova）——这记录着他的“火星战争”——的扉页上。此书副标题是“以成因为据，或者：天体物理学”。从未有一本书像这样，具体呈现出与满布错误的数据所进行的艰苦搏斗。这是一个压倒性的理由，旨在说服那些心存怀疑的读者相信，开普勒为了获得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已经付出了足够艰苦的努力。但首要的是，这是以成因为据的‘新天文学’。而亚里士多德式的圆环论已经被抛弃。
　　伽利略与天文望远镜
　　当开普勒还在格拉茨做高级中学教师时（那时他还没有碰到第谷·布拉赫），他在1586年就出版了一本令人惊奇的小册子，名为MysteriumCosmographicum，也可以译为《宇宙的神圣奥秘》（SacredMysteriesoftheCosmos）。这本书非常著名，因为它抱有一种奇怪的意图，试图在哥白尼体系中使用五个常规的多面体将六大行星间隔开来。但是在书中，开普勒还钻研了一种对于轨道大小与行星运转之间关系的物理学理解。他派一位朋友带着该书的两份副本前往意大利，令其将书稿交与可能对之感兴趣的人。他的朋友四处探寻，最终将两份副本都交给了伽利略，后者当时正在帕多瓦大学教书。伽利略迅速地回应说，他自己也赞成哥白尼——虽然是秘密地赞成。这是我们所持有的第一份证据，显示出伽利略是倾向于日心说宇宙论的。开普勒在回信中敦促这位意大利人公开表明立场，但是伽利略仍然对此保持沉默。
　　为了找出那个促使伽利略从一个胆怯的哥白尼追随者变成热情的日心说拥趸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向前跳进十几年，来到1610年1月7日的帕多瓦。此前一年，关于新发明的小型望远镜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伽利略耳中；仅仅通过粗略的描述（一个管子里装上两块透镜），伽利略就在一天之内摸索出了制作的办法。他立即着手改进这一发明，从根本上把它从变戏法的玩具改造成一项科学仪器。不到五个月之前，他已经向威尼斯议会展示了一台8倍功率的设备，在此期间他又将该设备充分提高到20至30倍功率。在用改进后的小型望远镜——当时还没有“天文望远镜”这个名字——望向天空时，伽利略就将目光对准了明亮的木星；日落之后，这颗星就闪烁在天空的东南方。这是人类首次看到一颗行星的表面，显然也是将行星从点状的星辰中区分出来的途径，但这并不是唤起伽利略的好奇心的东西。他惊讶地发现，靠近木星还有三颗小星体，而单凭裸眼无法观测到。第二天夜里，“在他未曾意识的命运引领下”，伽利略决定再做一次观测。这一回，三颗小星体处在了木星的另一面。怎么会这样？难道是他的记忆出了错？第三个夜晚，天空中云量很多。而到了星期日，1月10日，其中的两颗星回到了东边，另一颗则可能被木星遮住了。这是应该记录日志的时刻。而伽利略的这份观测日志与他的众多论文一起，保存在佛罗伦萨的国家中心图书馆里，它可能是科技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单篇手写书稿。接下来数个夜晚的观测证实了这个排列，除了在星期二晚上，第三颗小星体处于木星的西面。然后到了星期三，有了真正重大的发现！事实上，围绕着木星的，共有四颗小星体。
　　在此之前，伽利略一定已经在构造假说，以解释他所看到的现象：小星体实际上是环绕木星运行的四颗卫星。多么惊人的结论！当时很多人都不接受太阳中心论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如果地球每年都围绕太阳旋转，那么它如何令月球围绕自己旋转呢？但是，人们都同意木星是在运动着的，而这似乎并不妨碍这颗明亮的行星拥有自己的卫星群。很有可能，是这个重大的发现时刻使伽利略从一个秘密同意哥白尼观点的人变成了热情的拥护者。当他继续在纸页的另一面记录日志时，他不用意大利文，转用拉丁文——这种语言后来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通行语言。显然，伽利略是在为国际读者写作。
　　转变不止这些。一个月前，伽利略就将他改进过的天文望远镜转向了月亮。用这台20倍功率的仪器，辨析环形山已经非常容易，但是由于视野限制，勘测月球仍然十分困难。他观测到的图像显示，在一些细微的地方，有分散的小光斑出现在分界线（月球上光亮与黑暗部分的界线）的另一边，在那里山峰捕捉到了阳光在黎明时分的光线。1609年12月，整整一个月里，他利用不断提高的观测能力，不时地添加观测图像。伽利略完全被月亮上有山峰与低谷、坑洼与平原这一事实迷住了。那意味着，月球就像地球一样。严格地说，坑洼和山峦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偶然的。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月亮并不是通透的、水晶般的以太物质，并不是一个远离满是腐朽与衰败之尘世的、永恒不变的天体，而是与地球一样。亚里士多德式的天地二分彻底粉碎了。
　　毫无疑问，伽利略想过要出版这份图文并茂的月球发现纪录，但是他似乎对此并不着急——直到他对木星的观测有了新发现。他有好几个月都梦想着离开帕杜瓦，转而接受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廷科西莫二世的任职。忽然之间，木星卫星群的发现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将这些卫星命名为“美第奇行星”。在一月底之前，伽利略投入了全部的激情来写作一本关于发现天体的著作。原本，伽利略只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忽然间却获得了天文学家这个全新称号。他的《星际讯息》将会起到多重作用：一方面，它是一份工作申请，有助于伽利略获得佛罗伦萨的职位；另一方面，它成为伽利略反对具有传统尊荣的亚里士多德式天文学的开篇之作。
　　在《星际讯息》中，伽利略只是暗示了他的哥白尼式立场。很明显，他不想在申请工作这件事上惹什么麻烦。在他获得了佛罗伦萨的职位后，他的宇宙论立场也就变得更鲜明。他对太阳黑子的观察在《太阳黑子通信集》一书中（1612年，使用意大利方言写作）得到了出色的描述，而此时的伽利略比以前更愿意透露自己的哥白尼式观点。后来，在题献给科西莫强势的母亲、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的未出版的论文中，伽利略提出对日心说宇宙论做一个圣经式的解释。
　　1616年，伽利略来到罗马，试图说服天主教会对几种可能的宇宙论观点采取宽容态度，以免他们由于疏忽退守某个体系，而该体系不久将被天文学或物理学发现所确证的事实驳倒。但是，保守的罗马神学家——例如罗伯托·贝拉米尼以及后来的教皇厄本八世——都确信无法找到不可辩驳的证据，因为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事物，就像金星具有不同相位一样（金星也是由伽利略在同一时期发现的）。为了反对伽利略的游说，贝拉米尼命令伽利略不得持有也不得教授哥白尼的原理，因为这一理论看起来是与圣经的若干篇章相违背的。而另一方面，伽利略确信可以获得对那部分圣经章节的不同解释，于是他继续寻求不可辩驳的证据，以证实地球的运动。
　　严格说来，伽利略从未真正获得他所寻找的不可辩驳的证据，虽然他认为自己通过潮汐的论证而接近了这些证据。（伽利略相信，地球自身的运动引起了潮汐，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伽利略始终在其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论证方面保持沉默，直到他在佛罗伦萨的一个熟人当选了教皇。伽利略迅速赶往罗马，希望得到新教皇的允许，写作一本关于宇宙论的书。厄本八世想必认为那会是一篇枯燥的几何学论文。然而，1632年，伽利略完成了伟大的、具有说服力的《对话》。他的这本宇宙论著作用意大利方言、以生动的对话体形式写成，极富说服力地反对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正是这本书令“运动的地球”这个信念使人信服。
　　厄本和他的同僚十分恼怒，因为伽利略只是一个业余神学家，却认为自己可以告诉他们如何阐释圣经，并且未能把他们的论证记在心里。因此，伽利略被召至罗马，面对审讯。尽管伽利略最终被迫同意否认自己实际上信奉哥白尼的宇宙论（并且因此逃脱了“异教徒”的罪名），但他仍旧被软禁起来，因为他传授了该学说，并且认为圣经并非科学事实的最终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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