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宏伟，著名灵性文学作家，著有《信与思》、《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文学•苦难•精神资源》、《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心有灵犀》、《彼岸的跫音》、《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歌手》、《目击道存》（编）、《野麦子》、《书中之书讲演录》、《与上帝拔河》、《上帝的火柴》等书。

为何一定要读？ / 代序1

罪恶与救赎——《圣经》赏析与导读1
忏悔与颂赞——《忏悔录》赏析与导读23
地狱与天堂——《神曲》赏析与导读41
复仇与延宕——《哈姆雷特》赏析与导读62
堕落与盼望——《失乐园》赏析与导读81
理性与人性——《思想录》赏析与导读99
朝圣与天路——《天路历程》赏析与导读117
障碍与婚恋——《傲慢与偏见》赏析与导读141
压力与尊严——《简•爱》赏析与导读160
限制与越界——《白鲸》赏析与导读180
革命与牺牲——《双城记》赏析与导读197
奴役与自由——《卡拉马佐夫兄弟》赏析与导读215
道德与自省——《复活》赏析与导读241
磨难与挚爱——《四首四重奏》赏析与导读263
巫术与天道——《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赏析与导读282
奇幻与真实——《魔戒》赏析与导读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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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回应——《沉默》赏析与导读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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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阅读与参考书目401

精彩书摘

为何一定要读？/ 代序

从《盗梦空间》说起

“这个世界上最具可塑性的寄生生物是什么？”电影《盗梦空间》主人公这样问。
“是想法。一个简单念头可以造出城市。一个简单念头可以改变世界并重写一切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梦中把它偷出来。”他这样答。当然，这位盗梦高手也可在与人相遇的梦中把一些想法悄悄塞给别人，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受其想法“传染”。
我们远比自己想的要脆弱，说到底我们无法不在“想法”中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法”占有我们，而不是我们占有“想法”。
这听起来很恐怖！
“好在这只是一场电影。一旦放映厅中的灯光亮了，一切也就过去了。”你这样对自己说，“在生活中，我们根本不可能和别人的梦相遇啊。”
是的。
然而，这个世界上有能与别人的梦相遇的补偿“机制”！
那就是文学。
文学正是以其“撒谎的艺术”骗你没有任何防备，就像梦以其“这不是真的”来骗你卸下层层盔甲。然后，一些早被设计好了的“想法”就会出其不意地乘虚而入，占据你的大脑，修改你的生活。
“这听起来像病毒感染。”
但谁说坏的作品不似这样感染你的病毒呢？想想希特勒《我的奋斗》那可怕的影响力吧！
“那我就拒绝读书，拒绝读文学，拒绝看电影、电视！”
这是因噎废食！
从没一个人因为怕吃有毒食品就拒绝吃饭。头脑不能空着，就像胃不能空着一样。
唯一的好方法是读那些伟大经典。
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蕴含其中的“想法”力图在最大程度上反映真、善、美，它们对真、善、美是一种“澄明”而不是“遮蔽”。
文学经典正是如此

四大名著精神密码之一：儒家与“入世”

我们生来并不是精神上的自有者，经典是喂养我们的精神乳汁。读什么样的经典，就被塑造成什么样的精神。
有句谚语说：“你就是你所吃的。”
这话引申一下也对：“你就是你所读的。”
读四大名著长大的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正是地道的中国精神。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些精神，这些“想法”是中国的，就拒绝与世界经典对话。正是在进一步对话中，我们更加清楚地认出我们自己。
前些日子，我见书店有绣像本线装四大名著，翻开来看看爱不释手，就索性买回家，趁暑期有空，细细把四部巨著又品读了一遍。读完后，才发现我们以前读错了。
以前读四大名著，总往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方面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这种读法不能说本身多错，而是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对四大名著来说，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遍重读，我读到的分明是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和中国人的灵魂求索，读到的是那些珍贵无比的“想法”。四大名著其实都在回答一根本问题：人生天地间，到底该咋活？它们都想从精神高度为人找出路，为人生找活法。
它们找的出路和活法，和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简言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深受儒家影响，走“入世”路线；而《西游记》和《红楼梦》深受佛道影响，走“出世”路线。
“入世”路线的人生设计，对国人影响自是非同小可，因其中蕴涵着非常了不起的高超智慧。儒家从根本上看到一个人不能关起门来做人，不能成为“自了汉”，所以，就为人找到令其可以功德圆满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政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统摄在“内圣外王”的道和“练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路中。
所以，《三国演义》以一部伟大文学作品完成此设计，并不是对历史故事的简单演义。那些把文学人物还原为历史人物，把文学故事还原为历史故事的努力，都找错了方向。这部巨著还塑造了明君刘备和贤相诸葛亮的光辉形象，完成了中国人最伟大的人格设计。而“三顾茅庐”和“鞠躬尽瘁”的典故背后，又凝结了多少中国人的梦想和盼望。
此设计甚至以精神超越历史。
我们明知蜀国六出祁山，损兵折将，致使国库空虚和最后惨败，但还赞赏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精神。我们明知刘备带那么多百姓逃跑又无力保护他们，是战略失败，但我们记住的仍是赵云“七进七出”的忠勇和张飞当阳桥前那声断喝的威武，而不是曹操的才能和胜利。《三国演义》的伟大在于让我们能超越成败来看英雄。
而这些英雄在政治舞台上所为之厮杀的，是中国人千年不灭的“大同”理想。作品名为“三国”，其实是从统一写起，又收尾于统一。大同理想的光辉代表，是蜀而不是魏和吴。所以，“尊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公开秘密。
很多人想为曹操平反。其实，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曹操永不可能得到平反，因“名不正，则言不顺”，曹操是“赘阉遗丑”，不像刘备是汉室宗亲和中山靖王之后。曹操才华再高，本领再大，在儒家看来，永远不是英雄。他只是奸雄（甚至不是枭雄）。
《水浒传》对人生的设计基本也是这样的思路，只不过它“剑走偏锋”，用的竟是造反路线。但其骨子里，不管是宋江还是吴用，早有“受招安”思想。正路走不通，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被皇帝使用，只好走此险路，落草为寇，等力量壮大了，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了，再受招安为皇帝所用也不迟。这同样是一个政治舞台，只不过战场不再是塞外边关，而是搬到了水泊梁山。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宋江把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堂前树立的是“替天行道”大旗。这正是宋江高明处。不少人觉得宋江和刘备一样，都是只会哭和逃的窝囊废，却看不到他们高超而犀利的政治眼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为他们卖命，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他们是儒家的理想人物。
金庸《神雕侠侣》中，死守襄阳的郭靖大侠对杨过说，“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刘备也好，宋江也罢，他们都有忧国忧民和为国为民的热肠，愿为国捐躯而不惜，才成为可歌可泣的英雄。儒家的英雄，不在武艺多高，而在忠义之“场”多强。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生天地间，为何一定要对皇帝忠心？为何一定要有个皇帝才能完成对自身的人格设计？这就是儒家的精神密码了。大体而言，儒家认为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天道。先秦还有以天道批评王道的传统。但自汉朝后，这种批评意识越来越弱，皇帝干脆成了“天子”，他的话也就是“奉天承运”的“圣旨”了。于是借助忠君，儒家在人格设计上也就完成了“天人合一”的追求。故而，“练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成为儒家不可触碰的底线。
这种设计，其高明一面，是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乃至宇宙秩序，并把这种秩序给神圣化。君要有君的样子，就要照天道来为君;臣要有臣的样子，就要照天道来为臣。这样，君臣相安，造福黎民百姓。这正是桃园结义的精髓——“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人，都有极深的生命自发冲动，但这种冲动只有跟稳定的文化系统结合，才能开花结果。这是英国思想家波兰尼研究人类文明史后得出的结论。儒家提供了一种高明的、稳定的文化系统，把生性冲动的个体归并、收拢在这个超稳定系统中。不管是叱咤风云的张飞，还是豪迈奔放的李逵，都在其中肝脑涂地、九死不悔，他们都是这个文化系统的保护者，而不是这个文化系统的叛逆者。
但问题也来了，个体难道只是国家、社稷和社会秩序的工具？秩序是重要的，但秩序本身又是为了啥？所以，庄子批评儒家说“中国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而老子更是抨击儒家秩序根本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用今天的话来说，儒家设计的人生路线，常以外在因素扼杀了生命本真。所以鲁迅才借狂人之口高呼仁义道德“吃人”！
这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都有反映。
前者，猎户刘安为了款待刘皇叔，竟不惜把发妻杀了，作者借刘皇叔之口对此大加赞赏。凭什么有的人命贵，有的人命贱？而低贱者还一定要兴高采烈地为“人神”献祭？
而《水浒传》中的宋江，怕自己被陷害后，李逵会反了朝廷，一来坏了梁山忠君的名声，二来也想为皇帝除去一祸，竟毒杀好友李逵，反说这是为李逵好。
在儒家世界中，忠与义难免有时会打架。比如关羽，他因受曹操知遇之恩，便在华容道义释曹操，这就在对兄长刘备的“忠”上大打折扣。因此，关羽在放走曹操后，又大喝一声，把曹操吓下马。这也暴露了他的复杂心绪，这正是儒家片刻失语。
而且，儒家鼎力塑造的理想人物，不管是刘备，还是宋江，怎么看怎么像是“假好人”，总没曹操那样的“真小人”可爱。这和儒家原来的设计理想恰好相反，也暴露出儒家的大问题，那就是伪善。在《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刘备的哭和曹操的笑。曹操笑掉了他的政治资本，而刘备靠着会哭，迎来天下归心。于是乎，哭就成为一种表演，而且要演到真诚无比。就像诸葛亮在葬礼上大哭周瑜，哪怕他心下雪亮：周瑜是他气死的。总之，那些会表演的人，吃得开。“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庸”就成“圆滑”的代名词。


四大名著精神密码之二：道家与“出世”

故而，在“上朝廷”之外，才有“走流沙”的人生设计。
一开始是道家，后来是佛教。
这才有了《西游记》和《红楼梦》。
有了政治，却弄得心魂没了安顿。这是儒家致命问题所在。人，并不只是政治活物，人除了政治渴望，还有灵魂安顿的渴望。所以，才有了佛教入中国。儒家缺少对灵魂安顿的关注，因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才有了佛教的生存空间。这是针对中国文化基因缺陷而来。
你看，《西游记》的孙悟空一开始所寻求的，并不是一时衣食无忧的安顿，也不是人间功名利禄，而是怎样摆脱死亡、获得长生。
佛教看世界比较负面，更不会把政治抱负视为人的根本追求。佛教认为世界有如此多苦难，皆因人的欲望本身，所以，人需要修行。西天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修成正果的过程。人要经过一次次考验，经历一回回磨难，最终靠自身意志和佛法引导，修成正果。这样的人生设计，无须诉诸外在政治舞台，而是回到自身修行，让人心无旁骛别无他求，最后也就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而《红楼梦》更是以佛道思想批评儒家思想。特别出名的是那首《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宝玉一生鄙夷功名，甚至把那些喜欢往上爬的人称之为“禄蠹”。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黛玉心心相印，因她从不劝他走“仕途经济”。
不少人讨论贾宝玉到底该娶黛玉还是宝钗，还有不少人觉得宝钗比黛玉出色得多。这实在曲解了“红楼”。曹雪芹对宝玉和黛玉心心相印写得很清楚。他拼命冲决罗网，才用心血塑造出这样两个光彩照人、敢于叛逆的“新人”，我们怎能忽略了他的意图而“乱点鸳鸯谱”？
宝玉和黛玉敢于叛逆的思想来源是什么？那就是道佛思想。在“仕途经济”这条路之外，曹雪芹看到了人生另种可能。最终，宝玉走向世外，“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曹雪芹开出的这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同样归结到“悟空”上，《西游记》强调修行，而《红楼梦》推重顿悟；《西游记》强调意志，而《红楼梦》推重情感。把情感上升到这么高类似本体性终极地位，扩大情感在顿悟层之重要，而非一味否定，此乃曹雪芹过人智慧处。
道佛人生设计，高就高在不走社会入世之路，因入世会带来妥协，而是走自然归隐之路。在回归自然的旅程中，为灵魂做减法。从“有为”到“无为”，从“入世”到“出世”，从“政治”到“宇宙”，从“社会”到“自然”，给人生一大转身。所以，在《西游记》中，以世外贬世内。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刻意让“水做的骨肉”的女儿世界与“泥做的骨肉”的男人世界形成强烈对比，每一个充满清新、灵气的女儿离开大观园走向“浊臭逼人”的男人社会，都令宝玉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但这一设计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人毕竟还要活在社会上，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人人都出家和出世了事。因此，儒家才批评道家和佛家是“自了汉”。看破了红尘，那为何就不能看破这“看破”呢？换个说法，努力于不执着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执着？
儒、道吵了千年，但对于“入世”和“出世”的难题还是难以解决。所谓“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只是说来好听，根本没真成功过。


四大名著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境界式超越之路。这样的人生设计，先就假设了人性的“光明意识”，假设人人可以成圣，人人可以成佛、成道。故而，这一传统有强烈的“人神”情结，忽略了人性深处幽暗面。所以，《西游记》鼓励修行，但猪八戒的惫懒顽劣似更深入人心；《红楼梦》针砭执着，偏偏宝黛的偏执更令人同情；《三国演义》强调忠义，反而“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令更多人共鸣；《水浒传》大赞招安，到头来众英雄们怎么看怎么像不得好死。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生设计，在现实面前，往往从光明始，以幽暗终；从良善始，以邪恶终；从刚正始，以妥协终。
从骨子里说，我们对人无限升华的能力过于自信，对人性又看得过于简单。我们只在平面上，到底是“入世”还是“出世”路线上吵，似乎从没在立体上，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上，在从地上搭建天梯的可能性上吵。似乎，人生只要转个方向，从自然到社会，或从社会到自然，变一下就行了。
真这样吗？
此一时彼一时。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些？这些伟大的力图反映真、善、美的“想法”，到头来反成“遮蔽”而不是“澄明”！


重审根基，再次取经

真正带来“澄明”而不是“遮蔽”的文学经典在哪里？
“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早就这样说过。我们注定要先审视这似乎没有根基的根基，然后才能重新开始探索。
1864年，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地下室手记》。正是从这部作品始，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发现了人。原来人并不总是按理性和自由意志生活，甚至并不总在追求幸福。人的自毁冲动甚至和超越冲动同样强烈。小说中，这个地下室人发现了人性的秘密，那就是为了一个戈比可以出卖整个世界，为了自己有茶喝，可以让整个世界毁灭。这样复杂多变的人性，以及人性深处这么多的幽暗和邪恶，并不只在他里面，而是藏在每个人里面。这种幽暗，比任何包医百病的人性乐观主义者所能承认的都多。只有承认了这一前提，在反思人性幽暗的基础上，新的人生设计才有可能重新进行，作家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真、善、美。
“人是一个秘密，必须要去识破。”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过。
他“识破”这“秘密”了吗？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少部分“识破”了。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这正是和中国文学传统迥然有别的传统，这正是和中国文学精神判若云泥的精神！尽管，双方都在关注人、人性、人生和人世，也都在力图“澄明”而非“遮蔽”。
我把这一迥然有别的精神传统称之为信仰文学传统，即基督教文学传统——对人类精神影响最大且迄今为止最有活力的传统！
“影响最大”且“最有活力”，为什么单单是它？
我用这本书所大力引荐的20部经典，而不是一篇序言来回答。
但在这里，我还是可以先概括一下——
首先，这一传统思考的出发点是从人性幽暗面开始的，因有对人类根深蒂固罪性的认识而卓尔不群、入木三分。
其次，其思考过程强调困境与救赎模式，强调最深刻的危机意识，这一意识并不因转向社会或自然而轻易解决，这为人性的萎缩与升华、人生的沉沦与超越提供了动力与穿透力。
最后，其思考落脚点则以道成肉身精神进入世间又以彼岸世界盼望出离世间，给人世带来深切牵挂和盼望，也给探索者提供了“终极关怀”，这种纯粹信仰情怀“在世而不靠世”，使人可以带着终极精神但执着不离世。
故而，我把这一文学精神归结为“神圣情怀——幽暗意识——盼望精神”为支撑的三角形架构，和中国文学精神“自然情怀——光明意识——追忆精神”的三角形架构形成强烈对照。读者感兴趣的话，可去翻阅拙作《文学•苦难•精神资源》，不再饶舌。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学就没有自己的宗教情怀和信仰精神，而是说和基督教文学的宗教情怀和信仰精神相比，我们的这种情怀和精神并不强烈和纯粹。而从与真、善、美相连接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学传统在“澄明”的同时带来了许多“遮蔽”，这更要引起我们警觉。“孤芳自赏”如果还有点可取的话，但到了“坐井观天”、“画地为牢”甚至“闭目塞听”，那就只剩下可怜、可鄙甚至可耻了。
其实，唐玄奘西天取经，不就表明当时的中国需要佛教吗？而历史证明，佛教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已没人认为因为佛教是外来的，就不适合中国。
那佛教为何要引进中国？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以儒道为支撑的传统文化缺少了对彼岸和天国的关注。中国传统向来强调以道德代宗教，但道德能否代替宗教？我认为不能。所以，佛教才以轮回、修行、涅槃等教导来抚慰国人痛苦的灵魂。只不过，佛教强烈的宗教色彩慢慢被中国文化同化，从小乘走向大乘，从修行走向顿悟，越来越圣俗不分，越来越功利化和世俗化，最后并没完成抚慰灵魂的神圣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非常优秀，但那是一种农业的、静态的、专制社会中的文化形态，在世界文化大潮中，它自身并没有突破和更新成现代文化。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他小时候穿的那件衣服非常合身、美观，但这个孩子长大了，再穿那件衣服已不可能，也没必要。文化如衣服，并非一成不变。文化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文化。人只要更新了，就会有更新了的文化。
这些道理很简单，但在中国传播遇到的阻力却非常大。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隐蔽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通过这20部信仰文学经典导读，我渴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画满窗户，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顾城诗），让人们看到脚下深渊和头顶星空，重新思考信仰与真理。
孔子早知“民无信不立”，他认为信仰精神对民众来说，比国有军队和百姓吃饭更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信仰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他承认自己并不知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我们当然要去问问那些拥有了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的人们。
我们需要孔子这样的眼光，需要玄奘那样的大勇精神，需要“五四”志士们的献身魄力，然后再次西天取经。只是，这次取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经”，是种植在别种文化中的宇宙信念和普遍真理。我们得先有勇气承认我们没有，才能有谦卑的心去学人家。学后，我们才发现这不是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是要超验信仰和绝对真理自上而下地注入我们的语境，从而使我们得到更新、转化和成全，从而在这块土地上更幸福、更美好地生活。我们要取来种子，而不只是运来果子。信仰和真理的种子，在任何文化土壤中都能开花结果，否则它就不是信仰与真理。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读信仰文学经典的理由。
基督教文学经典，蔚为大观。此书据本人多年研读，按时间顺序，选20部加以导读。最后三部列入经典，也许会有争议，但那是古老信仰在东方土地上开的花、结的果，它们可以证明信仰在东方并非水土不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同一部《红楼梦》，“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本人秉承一向倡导的“体贴”和“同情性理解”思路，沿作者命意“入思”，顾及作为历史传承的“支援意识”，兼及“文学是人学”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这一切背后，则要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精神资源，和作家非说不可的那些“想法”，也念及身处中国和当下的读者。
过去，我开设文学经典导读课前喜欢给人放电影《盗梦空间》，也喜欢开卷前以“潜心求学，谦心求道”与学生们共勉。
在此，也斗胆把这八个字赠给一同上路的读者。
准备好了吗？
出发！

（书摘）

忏悔为何如此稀缺？

这两年，高层“打虎拍蝇”的反腐风暴成为街头巷尾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少受审高官要么把自己的受审看成是蒙冤受辱，要么把自己的贪腐看成是外界引诱，要么怪罪亲人劝阻不力，要么埋怨组织把关不严等，很少有发自肺腑的真诚忏悔。
2014年12月25日，琼瑶起诉编剧于正抄袭案在北京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定于正的《宫锁连城》侵犯了琼瑶《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被告方停止侵权、于正向琼瑶道歉、被告方向原告方赔偿500万元等。其实此前，早有100名编剧联名讨伐于正。而连连抄袭的于正自己不仅不道歉，还多方狡辩，更不见丝毫忏悔之意。
忏悔，已成中国最稀缺的精神资源之一。
不只中国，在日本也是。
不少日本人面对“二战”的侵华事实，不仅无任何忏悔，反百般抵赖、死不认账。
这大概和东方文化传统有关。
《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以“耻感文化”来总结日本文化，以“罪感文化”来总结西方文化。这说得比较浅显。其实，更进一步，要看到“耻感文化”面对的是人，“罪感文化”面对的是上帝，因着这两者所面对的对象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就不同。
与此同时，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一幅新作近来在英国被发现，反不被国人注意。这幅新作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我就是从奥古斯丁才知道“忏悔”一词。他的《忏悔录》在西方已经成为自传的代名词。
中文“忏悔”一词其实来自佛教。“忏”来自梵语“忏摩”之略译，乃“忍”的意思，即请求他人宽忍己罪；而“悔”，则是陈述己过、自申罪状。这种陈述常伴随诵读戒条和立志改悔等。
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所使用拉丁文“忏悔”一词，原意更近于“承认”和“颂赞”。
对佛教来说，忏悔重在“我与它”，这里的“它”指自己的罪过，我对它有弃绝和改悔态度。当然，立志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而奥古斯丁用“忏悔”则重在“我与你”，也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这一承认己罪的过程中，他会更深地发现上帝的赦免之恩和救赎之情，从而良心深处生出平安和喜悦，当然也就充满了感恩和颂赞之情。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这也就不奇怪，忏悔在中国之稀缺首先在于忏悔所要面对对象之缺失。真正的忏悔所要面对的是上帝，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来省察自身，是心灵深处的对话。而在中国和日本，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又难有对神圣标准的认同，自然也就缺少了真正的忏悔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屠格涅夫说：“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他没什么好怕的。”无法无天这一说法，反过来更对，无天便无法。道德道德，“天道人德”。上帝和律法之不彰，常导致良心之不醒和灵魂之不敏。
奥古斯丁的心路历程
当然，奥古斯丁也并非生来就愿活在一位无处不在的上帝面前。他不愿因上帝而拘束自己，哪怕他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上帝一直都在。承认上帝的存在意味着放弃生命中的堕落与挥霍。这种堕落与挥霍以一种虚假的自由诱惑着他，又时时折磨着他。
他在《忏悔录》中坦白自己过去一方面耽于情欲，跟女人同居，甚至都有了私生子，却不愿结婚，而另一方面又醉心哲学，以哲学、宗教和学术为精神鸦片乃至得利工具。他不顾母亲苦劝，信奉摩尼教达九年之久，后又倾心于新柏拉图主义，同时又在虚无和纵欲中徘徊。后来，他学成归乡，以修辞学授人，后辗转罗马、米兰等地，遍觅快乐而不得，常为名利而施教。
奥古斯丁为何一度如此钟情摩尼教？
摩尼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此教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善恶二分，光明之神和黑暗之神不断斗争，黑暗战胜了光明人就会堕落，因此不应怪罪人自身。
这似乎解答了奥古斯丁当时的困惑。
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看法，这个世界由上帝掌管。但为何世上充满了罪恶和空虚？罪恶到底从哪里来？人的欲望为什么特别倾向于犯罪和堕落而又有深沉内疚？若欲望来自上帝的创造，人为何更倾向于犯罪而不是过圣洁生活？
奥氏初时无法在基督教获得答案，能从摩尼教中得到解释，他自然如获至宝，也认同摩尼教视物质为邪恶的观点。
当然，现在的人们刚好相反，视物质为大善，视灵性为赘疣。
后来，奥古斯丁才明白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有，但其所造万物都是有，却不是绝对的有，也不是绝对的无，它们是有，而不是上帝那样的自有，世间的善因此也就不是至善，只有至善不能朽坏。但如果万物没有丝毫善的成分，便也没有可朽坏之处。“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假使不与善为敌，则亦不成其为害了。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这违反事实；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话，则不能再朽坏，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吗？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之进而至于更善，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恶，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果是实体，即是善；如果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果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否则便不能朽坏。”虚无不是绝对，不是实体，恶同样如此。所以，罪的产生是背离上帝、背离至善的结果，是后来产生出来的而非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的错误在于把罪责推给环境或灵界，而不愿自己承担，于是就倾向于把罪和恶当成实体，好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这正是摩尼教的根本缺陷所在。
因此，奥古斯丁反省说：“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他感叹没有上帝的生命不过是挥霍。人应该为主动逃离至善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因为这是自身自由意志砍削善的成分。
奥古斯丁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区分非常了不起。人是一种必须要拥抱绝对的活物，但世间又无绝对之物，这就注定了人要么忍受没有绝对的虚无，要么制造虚假的绝对陷入偶像崇拜的深渊，要么弃绝一切相对去真诚面对唯一绝对者。
然而，这谈何容易？
人宁可绝对化这相对的自我，也不愿承认绝对者自身的绝对性。
所以，理智上的明白并不自动带来意志上的委身。
后来，奥氏很为那些散尽财产跑到埃及沙漠中的修道者所感动，也深为安布罗修斯主教的讲道所打动，也很敬佩那些守贞洁愿者，但他自己，却迟迟不愿步入信仰者之列。他求上帝拿走他的肉欲之乐，但不是现在。
直到386年，他在米兰花园中听到神秘歌声，拿起《圣经》读到《罗马书》第13章第13—14节，认定这是上帝对他讲话——“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这有点不可思议。
但信仰有时候就有点不可思议。
信仰入门之法
这也关乎信仰入门之法。
一般人认为信仰是理解了再信。但奥古斯丁认为这样的话，人的理性就比上帝高。《圣经•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奥古斯丁深以为然，他才坚持说：“信仰就是相信你所不理解的，然后作为信心的回报，理解你所相信的。”
这正是奥古斯丁作为震铄古今的原创性思想大家对希腊文化的超越。奥古斯丁曾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但希腊文化无法解决理性与信仰的难题。柏拉图《美诺篇》中，美诺问苏格拉底：美德和真理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如果是后天学到的，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美德和真理呢？若真理和美德是天生的，你为何说不出来，而且何必寻找和学习？而你找真理，则说明你没有真理，你也不认识真理，你既然不认识，那怎么找呢？——“苏格拉底啊，你当如何探究未知？以何为前提？如果你已获知，你如何知道这就是你以前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说：倘若不知真理为何，如何确知自己得知真理？”
这实在是希腊哲学所能提出的一个最好问题。但希腊哲学却无法真正解答。对希腊哲人来说，他们用理性来判断一切，不知不觉把理性和逻辑当成了上帝。可偏偏理性和逻辑只是工具，自身根本不是上帝，它还需要另外的标准来运用和判断。所以，真理的标准问题就成为一个大难题。后来有聪明哲人想出用实践法来检验真理。这其实是一种逃避，很多时候有用和好用并不见得就是真理。
希腊哲人高尔吉亚干脆说：“第一，无物存在。第二，物如存在，也无法认识。第三，人即便认识了，也无法说出来告诉别人。”
于是，一开始的高明追求到最后竟变成了彻底的怀疑主义。
而奥古斯丁引进启示和信仰观，解决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不只对他自己大有裨益，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都起到了力挽狂澜、拨云见日的作用。
所谓“启示”，原来的意思是“揭开面纱”以显示自己。对奥古斯丁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只来拯救人的灵魂，也以活的真理来拯救人的理性。真理来找人，而不是人找真理。这样，真理就像光一样照亮了世界。但人为何就看不到真理呢？那是因为人自身的肉欲以罪中之乐诱惑人，而沉沦的理性又把自身当成了真理，另外，人也会因着自己的恶行而不愿来靠近光。人多么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居于幽暗，不见光亮，视力退化乃至丧失，就像深海的鱼，哪怕到了太阳底下，也还是看不见什么。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已经习惯不了光明。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肯定人凭着理性和意志可走出洞穴，因为对他来说善即知识，恶即无知，人只要受了启蒙有了知识，就可趋善避恶，人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然而，奥古斯丁却没这么乐观。他发现人很多时候，深知为善却无力去行，深知为恶却偏要去行。人之罪并不只源于无知，更源于骄傲。
信心，是医治骄傲的良药，放弃自身的自主理性，转向上帝的主体理性，才是唯一出路。这一转向，带来理性在信心前提下的正解而非误用，自然可发挥到极致而不堕入骄傲和自我中心。
《忏悔录》第十到十三卷，正是奥古斯丁理性回归之后的极致发挥和酣畅运用。他追问时间、记忆、永恒，探究宇宙本源和人生奥秘，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在启示的光照和信心的前提之下。这也构成了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性，一如浪子，曾经迷失，如今回到真理的家园，那就尽心竭力来为真理服务。马丁•路德说，在没有归信前，人的理性是人皆可夫的娼妓，一旦归正，则成为贞洁新妇。这话可算是对此经典之作的最好总结。
“但愿信仰一定要走在理智的前头，这本身就是理智的原则。”
奥古斯丁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说。
忏悔与你我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就会发现，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忏悔其实是失迷理性的回归，沉沦意志的归正，放纵情欲的守束。一方面，因有所敬畏，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因有所回归而欢呼、称颂和喜乐。这时，人回归人之所是，心灵得到释放、慰藉和平安。
《忏悔录》中有大量文字来描述这种心灵由被掳到释放，由挣扎到平安的经过，奥氏更以祈祷的形式来记载，其实这更是书中精彩部分。甚至他如此深沉的失母之痛也在上帝那里得着真实安慰。这段文字历来也为人称道。
跟心灵深处这种欢呼、喜悦相比，世人的看法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这是本灵魂之书、心灵之书。
相比之下，卢梭的《忏悔录》多的是控诉，少的是忏悔，他面对的是那些攻击他的人。他要在书中努力证明自己并不卑劣，他的任何问题，其责任最终在社会而不是他自己。正因为缺少高贵的忏悔气质，卢梭一再为自己扔掉五个孩子的事实强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指责贵族们的不人道和他写出指导别人怎样教育儿女的《爱弥儿》一书。
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面对的尽管不是社会，但也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他要通过忏悔来走向道德完善，忏悔成为他用的工具。在他看来，天助自助者。这比卢梭令人敬佩得多。但跟奥古斯丁比，托翁内心深处的挣扎并没真正减轻，反而越发激烈，这最终导致他晚年出走——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总结一句，忏悔的关键在于你面向谁？卢梭面对的是大众，托尔斯泰面对的是自己，独有奥古斯丁面对的是上帝。
英国导演乔•怀特导过一部叫《赎罪》的电影。它的名字尽管叫“赎罪”，其实是在写自我救赎之不可能。它也涉及了忏悔，其实是在写没了上帝，单单面对人，真正的忏悔也无从说起。
这一点，其实，82年前，鲁迅在《风筝》中早就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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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与盼望——《失乐园》赏析与导读

《失乐园》是一部关于人类命运的寓言史诗。人类为何落入烧杀抢掠、争战不息、纷乱不止和罪恶弥漫的地步？在这种悲惨之中，人类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可言？在弥尔顿看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教材是《圣经》。
《圣经》的《创世记》第一到三章记载了宇宙和人类的被造，及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堕落的经过。同时，《圣经》又给出了一条救赎线索。弥尔顿认为这并非神话，而是人类真实的历史。但《圣经》中关于始祖堕落的记载非常简略，弥尔顿决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材料，并发挥他天才的想象力，来还原这个悲惨故事。
突出难题与弥尔顿的精彩回答
其实，材料的缺乏还不是叙述这个故事的最大困难。最大困难是解决一系列难以回答的突出问题——
第一，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和慈爱的，他为何不伸手阻止人类堕落？
第二，魔鬼既然是堕落的天使，那上帝为什么不一举毁灭他们，而任由他们出来到人间捣乱？
第三，人类和魔鬼都违背了上帝，那为何人类还有得救的希望而魔鬼就没有？
第四，人类有了原罪和每个人犯的罪，无力拯救自己，那怎样才能得救呢？
第五，为什么圣子耶稣道成肉身就可以对人进行拯救？
第六，乐园失落了，该如何恢复？
第七，亚当、夏娃犯罪前后到底有何不同？
第八，如何避免把魔鬼反抗失败加以丑化？如何避免把魔鬼诡计得逞加以美化？
第九，如何避免在诗歌中过于悲观？
第十，到底以怎样的顺序来叙述整个故事？
这十个问题都很难回答。弥尔顿却雄心万丈，一定要借助圣灵能力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晰回答，所以，长诗一上来，他就向圣灵呼求，求圣灵帮助自己把“永恒的天理”和“天道的公正”说清道明。
我觉得弥尔顿对后三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精彩。
不妨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
在此，弥尔顿充分借鉴了荷马史诗的写法，即从故事中间写起。他一上来写魔鬼在地狱中的会议，商量出诱惑人类堕落的诡计，于是魔王撒旦开始了到伊甸园逡巡并伺机诱惑亚当、夏娃的历程。紧接着，弥尔顿写天上圣父和圣子的对话。随后，拉斐尔天使受差遣来到乐园警告亚当和夏娃。因亚当询问，拉斐尔天使开始讲述撒旦的堕落经过和天上大战的详情及亚当、夏娃的受造经过。然后，又接着前文开始描写夏娃和亚当的堕落。这违反禁令之举惊动天界，也使地狱和人间有了桥梁可通。与此同时，撒旦和地狱众鬼蜕变为蛇。接着，弥尔顿再写亚当、夏娃的悔悟，写迈克尔天使到园中下达驱逐令。此时此刻，迈克尔还向亚当预示后世的沉沦和耶稣基督的拯救。于是，亚当和夏娃带着悔恨和盼望离开了乐园。
这一安排，巧妙地从地狱写到人间乐园，又从人间乐园写到天堂，再从天堂写到人间乐园，而人间乐园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舞台。三方力量均汇聚于此。最后，人类始祖受诱惑失败，惊动天界，又波及地狱，迈克尔天使和亚当站在乐园山上，看到了人类的未来。人类始祖最终也走出了伊甸园，走向了茫茫大地，开始了新生活。
这种精妙的空间布局和宏大的史诗结构水乳交融，在艺术成就上超越罗马大诗人维吉尔而直追古希腊史诗诗人荷马。
至于弥尔顿对倒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妨把《失乐园》和《神曲》对比一下。
在《神曲》末尾，诗人但丁伫立天堂，无限幸福地遥望圣三一之光，诗人的求索也是弃肉逐灵、弃尘世而上天堂，终于完成了他璀璨光明的“玫瑰之梦”。《神曲》三部，每一部都结束于“星辰”一词，也正是但丁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但在《失乐园》末尾，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滴下自然的眼泪，但很快/就拭掉了；世界整个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选择安身的地方，/有神的意图作他们的指导。/二人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他俩固然失落了乐园，但最终却带着盼望走进了世界。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转型。从中世纪轻视现世生活的世界观中走出来，弥尔顿和当时的清教徒们，无比热爱和珍惜上帝赐给他们的世间生活，他们不再有任何属灵和属世二元分立、灵魂和肉体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带着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这一转型对整个西方文化影响巨大。
对于倒数第三个问题，即撒旦形象的塑造，我认为弥尔顿的塑造是成功的。弥尔顿没有故意把撒旦塑造成不堪一击的小丑，他身上甚至有一种阴沉的英雄气质，他的鼓动力和煽惑力也相当出众，乃至他领导的三分之一天使的叛乱也颇有气势。弥尔顿还充分使用了对比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在撒旦的塑造上不遗余力。
但弥尔顿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从一开始就用一种“双重视角”来描绘撒旦。一方面是撒旦自己看自己和他为自己的自辩，甚至是他的自吹自擂。通过这些描述，人可以一眼就看出他的色厉内荏，于是就构成一种特殊冷嘲，充分展示了他的自负、狂妄、凶暴和残酷；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又时刻贯穿着一种另类视角，也就是从作者、从天堂、从真理而来的视角，弥尔顿巧妙地暗示乃至显示在撒旦的每一言行中。撒旦明明知道上帝的全能和恩惠，但他还是执意反抗；他明明知道反抗必败，但他还是要咬牙切齿地任意妄为；他明明知道回到天庭无望，但还是鼓动别人一同参与。甚至他那大段阴沉的内心独白，都暴露了他更为深沉的痛苦。弥尔顿说他是把地狱带到了自己身上。这就又有了一种特殊热讽。不管是通过冷嘲还是热讽，他的色厉内荏、狂妄顽固、逆天犯上、纷扰痛苦都跃然纸上。
诗人弥尔顿生怕大家误解，还通过情节，写出了撒旦一再堕落的过程，从过去的天使长，成为反叛头目，再从头目到密探，再从密探到蟾蜍，再从蟾蜍到蛇，堕落到底，实在毫无希望、毫无令人同情之处可言。他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地狱，他不配得到更好对待。
弥尔顿这种崇高感情不因着描绘卑贱就受影响。就像阳光，哪怕照到垃圾堆上，还是不改变其光明、清澈的本质。这种情绪，是一般描写丑陋事物的作家学不来的。
不过，弥尔顿这么精彩的描写，被英国浪漫派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误读，再加上别林斯基和恩格斯的鼓噪，就变成了“撒旦是弥尔顿的自画像”、“弥尔顿是在歌颂撒旦的反叛和革命精神”等谬论（见《弥尔顿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读者读时，不可不慎。
倒数第四个问题，亚当、夏娃堕落前后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弥尔顿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相当精彩。
弥尔顿自己有过不幸婚姻的经历，他娶的第一个妻子，曾经躲到娘家不出来，他曾写信要求离婚。他甚至为离婚乃至多妻辩护，在当时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把婚姻生活中琴瑟不和的痛苦写进了亚当和夏娃的婚姻生活中。这实在是很有苦衷的。
对于亚当和夏娃，堕落前，二人琴瑟和谐、相敬如宾、彼此赏识、你侬我侬，连两个人的性生活也充满了对上帝恩赐的感恩和对彼此的深深爱慕。
堕落后，二人开始互相指责，从以上帝和对方为中心变成了自我中心。他们吵架的部分，弥尔顿写得很出色，想来也是他自身痛苦经历的投射。尤其亚当对妻子夏娃横加指责，甚至让人觉得弥尔顿确实有那么点“大男子主义”味道。不过，弥尔顿的本意是要表现罪对人的严重影响。

她慷慨地从枝上把那诱人的美果摘下来给他。他不迟疑地吃了，违反自己的识见，溺爱地被女性的魅力所胜。（弥尔顿《失乐园》）
罪甚至影响到性生活。堕落之后，二人的性欲变成了淫欲和调情，性生活变成了挑逗和刺激，对方也变成了满足自身情欲的工具。随着这种淫荡欲望的膨胀和满足，之后则是深深失落、不满和怨艾。
这和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盗用弥尔顿《失乐园》之名而写的通俗小说中把性爱当成天堂、把死亡当成永恒的谬见正相反。
弥尔顿不太精彩的解答
至于前边六个问题，在《失乐园》第三卷中几乎都可找到答案。所以，这一卷可以说是本诗作的“诗眼”所在，不可不细读。
简要地说，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慈爱的，他为何不伸手阻止人类的堕落？原因在于人有自由意志和理性。人可以抵挡试探，选择自由地爱和顺服上帝，但也可以选择堕落来悖逆上帝。上帝若横加干涉，就会妨碍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
上帝为何不一举毁灭魔鬼？那是因为上帝有自己的最后审判，在此之前，上帝要使用魔鬼的试探来考验人类，看看人类对上帝的爱和顺服是否出于甘心情愿。
在弥尔顿看来，魔鬼没有外在诱惑而自甘堕落，所以也就没有救恩的机会可言。但人的堕落，有着魔鬼诱惑的外因，所以，人还有得救机会，不致像魔鬼那样无可救药。
人有了原罪和自己犯的罪，无能自救，除非有与人类同等的无罪之人替人赎罪，人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了真人，他自己又无罪，所以可以替人赎罪。
乐园的恢复有赖于耶稣凭自由意志战胜魔鬼试探。所以，弥尔顿后来又写了《复乐园》，来描写耶稣怎么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从而恢复了真正的乐园。
对这六个问题的回答，弥尔顿发挥得并没有后四个那么精彩。在他的答案中，藏着两个危险：第一个在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问题，第二在于耶稣代赎的性质问题。
不错，人类是有自由意志和理性，但这一自由意志和理性按弥尔顿所信奉的人的受造地位而言，它就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前边几部作品的解读中，其实多多少少已经涉及了。上帝既然是绝对的，就意味着所有被造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就不绝对，也不可能绝对。这样的话，自由意志和理性就有了转化的可能性，这也包含了某种堕落的可能，包含了从以造物主为中心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
而且，在人堕落后，人的一切都受到罪的影响和污染，自由意志和理性当然也无从避免，自然也深深地受到玷污。弥尔顿对此的警醒程度还是不够的。从他那挥斥方遒的豪迈劲头，我们大可窥见“启蒙运动”之后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魔影。塞缪尔•约翰逊说弥尔顿是“尖锐的、坏脾气的共和党人”。克里夫顿•费迪曼说弥尔顿很难与人相处，说他“不像莎士比亚，甚至但丁，他们不仅是个伟人，而且是个普通人，弥尔顿缺少正常人的感情”。这些批评都有些尖刻，但弥尔顿那种“穿着晚礼服唱歌的毫不苟且的骄傲”，也的确需要反省。
也正因弥尔顿坚持个人理性的优先地位，凡不能通过他理性的真理，他都要拒绝，所以他对《圣经》的解读也相当随意和粗暴，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也是个人主义式的、感觉式的。他不承认教会的权威和价值，他不认为上帝是从无中造有。更奇怪的是，他甚至拒不接受《圣经》中一再宣称的耶稣的神性，他认为那只是某种神化的神圣性，他干脆在《失乐园》中宣布耶稣是上帝的“第一个造物”。基于这样的理解，他所理解的耶稣的代赎，其实天使也可以完成，只是天使没有耶稣那种首当其冲的、甘愿牺牲的精神。这在长诗中都可读到。
所以，耶稣的代赎，在弥尔顿看来，只是一种无比高贵的人类自我牺牲精神，而耶稣拒绝魔鬼诱惑，也不过是一种坚定意志的体现，这里丝毫没有体现出耶稣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子的无限价值。
为什么《圣经》如此强调耶稣神人二性代赎的重要性呢？我们在讲解奥古斯丁《忏悔录》时其实已经提到了。人类堕落之深和罪孽之重，使基督教断然拒绝人类任何自救的可能性，除非得有耶稣的神性为保障，否则耶稣的人性再伟大和高贵，也没有能力战胜罪恶和死亡。耶稣的人性，保证了耶稣可以救人；而耶稣的神性，保证了耶稣能够救人。这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才被称为唯一的中保。因此，基督教才要“神人”，而不是“人神”，不管是怎样形式的“人神”。
弥尔顿相当私人化的理解，带来了自救和他救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越到晚年越明显。耶稣流血，满足神的公义要求，这一点，他在《失乐园》中还有所坚持，而到了《复乐园》干脆就不见踪影了。在弥尔顿看来，耶稣单凭自由意志战胜撒旦就恢复了乐园，连上十字架流血也不必了。人人效法耶稣的道德榜样，世界就变成乐园。这跟奥古斯丁《忏悔录》相比，是种倒退。正因有此退步，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描述撒旦对夏娃诱惑部分写得很好，但天堂回应部分就较弱。所以，有人把这种失误当成了弥尔顿对撒旦的偏爱，甚至把撒旦形象当成弥尔顿的自画像。
弥尔顿的神圣想象力
当然，单从文学作品本身来看，我还是推重《失乐园》为一流巨著。
其突出价值首先不在于回答了上述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很重要，而是他以寓言形式对人类命运的天才把握方式、宏阔的空间感、雄浑的力量、史诗的崇高风格以及他奇特而又神圣的想象力。
我觉得他在《失乐园》中想象力最好的一处是撒旦在离开地狱之际，在门口遇见“罪”和“死”这对母子的那段描写。《圣经•雅各书》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此，弥尔顿发挥其卓越想象力，描写撒旦在预谋反叛时，其“私欲”大炽，就生出了“罪”，他跟“罪”乱伦，就生出了“死”这个怪胎。这样，私欲、罪和死，就是反面三位一体。这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圣经》中这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了不起的神圣想象力，我认为是英国文学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其后在约翰•班扬和路易斯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雅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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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与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假如没有苦难作为考验，人类的信仰不过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试想，我一有苦难，祷告上帝，上帝就给我快乐而不是苦难，这样一来，我还是在信仰上帝吗？我只不过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乐罢了。所以，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难的考验是必须的。


在这本小说遗嘱——《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出的恰恰是他自己可以为之牺牲的思想。一个人有了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并以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人间最高幸福。
一说起表达思想，我们总急于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等陈词滥调。之所以说这是陈词滥调，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包医百病的社会药方，他也从来都是积极批判各种想给时代总的解决和出路的所谓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之类的东西。他所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人，怎么才能在一个充满混乱和罪恶的世界和时代中活下去，不是苟活，而是有尊严、有价值、幸福而高贵地活着。他写了形形色色的不幸，是在提醒我们如何避免不幸。他写了各种各样的黑暗，是在提醒我们如何接近光明。他写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是带着何等柔情。
人到底怎样活着并获得幸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关于人怎样活着并获得幸福，有各种各样争论。总的来说，19世纪是理性、科学、革命、进化等各种欧陆思潮兴盛的年代。大开国门的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大地就带着复杂心情迎接欧陆思潮的洗礼。总的来说，在知识阶层当中，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潮开始越来越占上风，从恰达耶夫到别林斯基，从普希金到屠格涅夫，骨子里都是欧陆思潮的热烈接受者和鼓吹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一开始也是欧陆理性和革命思想的拥抱者。但经过了死刑考验和十年监禁，他终于醒悟过来。他发现了时代精神和欧陆思潮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他对其症结的发现有一些阶段性发展。起初，他发现了在理性之外人有着理性无法框限的欲望和意志，这些欲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是自毁性的。这以《地下室手记》为代表。舍斯托夫称之为“悲剧的哲学”。其次，他发现了革命者把人看成了虱子，他们不尊重生命。他们以理性来杀人。这些超人其实是一群魔鬼的化身。这方面以《群魔》和《罪与罚》为代表。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完整地向我们展示出欧陆思潮的根本症结所在：他们是无神论者。这批人不相信上帝。而假如没有了上帝，人什么都可以做。对于他们来说，上帝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才什么都可以做，但他们却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许诺要在人间消灭苦难，实现天堂。但人们却一再在地狱的现实中醒来。
“魔鬼与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下这样的句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弑父事件来说明上面所提欧陆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危害。在他看来，以思想杀人比用器械杀人可怕多了。
表面看来，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费多尔。但推动他行动的，却是伊凡的思想。伊凡告诉他没有上帝，天堂地狱都是统治阶级编出来骗人的谎言。那么斯麦尔佳科夫还害怕什么呢？的确，有法律，但假如没一个人发现，而他又伪装得极其巧妙，法律又有什么用？佐西马长老说：“他们有科学，但是科学里所有的仅只是感官所及的东西。至于精神世界，人的更高尚的那一半，人们却竟带着胜利甚至仇恨的心情把它完全摒弃、赶走了。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的自由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
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弑父事件也就不奇怪了。这起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首先不在于其社会影响，甚至不是其道德影响，而是其心灵影响。
最后，斯麦尔佳科夫自杀，伊凡发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从反面证明了“上帝已死”论者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破产。
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不过是个虱子，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预言了尼采的发疯，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杀死了上帝的人们，让他们的心灵活在了地狱中，从而证明了人不能没有上帝，哪怕恶人也不能没有上帝。因为人心不是石心。人们需要忏悔和赎罪。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写到佐西马长老讲的那个杀人凶手说出秘密的故事，也写到了德米特里最终选择承担痛苦，因为他内心深处有过弑父的仇恨。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而通过伊凡讲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真正想要杀死上帝的是罗马天主教，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我们人性的秘密就是宁可要面包而不要自由，宁可要神迹而不要神，宁可要权力而不要真理。总之，人性是宁可要快乐，而不要真理中的自由。当自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痛苦时，我们马上就放弃自由。当思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孜孜不倦地求索而不要速成的教条答案时，我们马上就放弃思考。
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吗？
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于批判欧陆思潮，而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幽暗人性。人是一个秘密，我们每个人自己也都是一个秘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认识自己。
自由、幸福和高贵的秘密
这还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他的伟大和深刻还在于，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给我们以深刻、优美的展示，向我们展示自由、幸福和高贵的秘密。
这就是他所发现的俄罗斯修士精神。一说到东正教的修院和修士，很多人太快地嗤之以鼻或大大不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真正的修士精神，其实是一种真正诗意和高贵的生活方式，那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生活，而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怎么？难道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离群索居去苦修吗？不！佐西马长老恰恰是命令阿辽沙从修院还俗，进入世间。那么，阿辽沙从佐西马长老这里学到了什么呢？佐西马长老的尸体最终还是发臭了，所以，阿辽沙学到的并不是神迹，也不是圣人崇拜。
他学到的是上帝存在，而上帝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外在现象，却处处在各种外在现象中显出来。大地的青草和露珠、春天的嫩杨树叶、璀璨的星空等，都显明了一位充满智慧和爱心的上帝对人类的恩情馈赠。当我们以感恩和感激的心接受时，生命就是天堂。当我们拒绝时，世界就是地狱。
而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不能以外部关系和各种生活条件来衡量。心灵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并不依赖物质生活的改善与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是靠与神秘的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而那个“神秘的世界”其实就是上帝本身。心灵如果违反了上帝颁布给良心的爱心和良善法则，就把自己拉入了地狱。所以，佐西马长老讲的那个神秘的访客的故事在整个小说中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
哪怕带来最可怕的痛苦和灾难，也要坦白内心罪行，好让心灵得到解脱。这不是宗教仪式上的忏悔和修行，而是心灵最内在的规律。这是上帝对人类心灵的抚慰之道。
违背者一定会自讨苦吃。
这样，从爱上帝这样的原则出发，就必然带来对人类的深厚无边的同情和爱。因为上帝带着爱创造了人类，他也命令人类要像兄弟般相爱。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安排阿辽沙还俗，带着大爱进入世间，流着眼泪亲吻大地，藏着羞怯抚慰心灵。他在各种人物之间的周旋，实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巧布局和高明设置。
然而，阿辽沙遇到了二哥伊凡这位欧陆思潮代表者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伊凡带着诗人的激情和哲人的雄辩，讲了“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简直震动了全世界。这的确是所有无神论者所能写出的最精彩之诗，难怪常有人说伊凡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化身，而阿辽沙其实是苍白而孱弱的。
单单是无神，这是他们的全部秘密。你的那个宗教法官不信仰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真是这样吗？
这实在违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意。
这一节小故事应该和上一节“叛逆”连起来读。因为篇幅原因，我无法把这两节都完整地节选出来，敬请读者别偷懒，自己去读。
在上一节中，伊凡借着苦难来质问上帝的沉默，在这令人困惑的沉默中岂不有着某种欺骗的成分吗？伊凡说得多好——“只要还有时间，我就要抓紧保卫自己，所以我决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不愿有和谐，为了对于人类的爱而不愿……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我出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所以我赶紧把入场券退还。”
针对伊凡说世界是建立在荒谬的根基上这样的说法，阿辽沙反驳说世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十字架之上，上帝并没有对苦难沉默，而是借着十字架做出了回答。阿辽沙之所以显得无力招架，其实恰恰说明了信仰不是解释苦难，而是承载苦难。接下来，伊凡才提到耶稣拒绝诱惑的故事。“叛逆”这一节，伊凡以苦难质问上帝，第五节“宗教大法官”伊凡讲了“宗教大法官”故事，阿辽沙一眼就看穿了伊凡的故事是对耶稣的赞美，看穿了那个宗教大法官是个无神论者，人通过杀死上帝好以功利和强权来奴役人，反过来，上帝就以苦难来试炼人使人因真理得自由。
这两章要合起来读，才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解答，美国学者苏珊•李•安德森在马寅卯所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说：“为了自由意志，作为结果被引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苦难，都是值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我们会同意阿辽沙所说的伊凡的故事‘是在赞扬耶稣’，尽管耶稣什么也没说。我们不想被剥夺自由，即使是为了幸福。”
也就是说，阿辽沙对上帝的信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苦难问题：上帝既是全能的，又是仁慈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苦难？伊凡由此推论出没有上帝的结论，但阿辽沙却坚持说上帝容许苦难存在有其更高理由，而这一理由正在于宗教大法官的声明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反面证明，假如没有苦难作为考验，人类的信仰不过是在利用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试想，我一有苦难，祷告上帝，上帝就给我快乐而不是苦难，这样一来，我还是在信仰上帝吗？我只不过在利用上帝好使自己快乐罢了。所以，为了真自由和真信仰，苦难的考验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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