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1906-1945），是20世纪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他的悲情人生和狱中神学，对二战后的基督教神学乃至整个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生死言行，宛如基督教的殉道史，被视为“现代的使徒行传”（R.尼布尔语）    

前 言
英国奇彻斯特前主教G.K.A.贝尔
朋霍费尔牧师传略  英国奇彻斯特前主教G.莱布霍兹
序 言
第一篇 恩典与做门徒
　第一章 昂贵的恩典
　第二章 对门徒的呼召
　第三章 一心顺从
　第四章 做门徒与十字架
　第五章 做门徒与单个的人
第二篇 登山宝训
　《 马太福音 》第五章：论基督徒生活的“超凡性”
　第六章 八福
　第七章 有形的团体
　第八章 基督的公义
　第九章 兄弟
　第十章 妇女
　第十一章 真诚
　第十二章 报复
　第十三章 爱仇敌——“超乎寻常”的爱
　《 马太福音 》第六章：论基督徒生活的隐秘性
　第十四章 隐秘的公义
　第十五章 祷告的隐秘性
　第十六章 虔诚生活的隐秘性
　第十七章 无忧无虑生活的单纯性
　第七章：论门徒共同体的独立性
　第十八章 门徒与非信徒
　第十九章 大分裂
　第二十章 结论
第三篇 福音的使者
　第二十一章 收割庄稼
　第二十二章 使徒
　第二十三章 工作
　第二十四章 福音使者的苦难
　第二十五章 抉择
　第二十六章 果实
第四篇 耶稣基督的教会与做门徒的生活
　第二十七章 预先的问题
　第二十八章 洗礼
　第二十九章 基督的身体
　第三十章 有形的团体
　第三十一章 圣徒
　第三十二章 基督的形象
主题索引
《 圣经 》索引                                    

前言
G.K.A.贝尔（G.K.A.Bell）
（英国奇彻斯特前主教）
朋霍费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祂是吩咐他来死。”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死；但是做门徒的实质就包含在这句话里了。这本不平常的书就是对这种代价的评论。朋霍费尔本人在死前曾多次做过殉道者。他是反对偶像崇拜者当中最早的和最勇敢的见证人之一。当他选择反抗的时候，他理解他所选择的。在那个罪恶政权统治之初，我在伦敦认识了他；在密切的接触中，我从他那里比从别的德国人那里，更多地了解到这种冲突的真正特点。我丝毫不怀疑他和德国教会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不过，他在英国做牧师时，除了他的同胞外，他还教导了其他人。他的信念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很年轻，也很谦虚，但他看准了真理，便无所畏惧地把它讲出来。1942年，他作为反对派代表，出乎意料地来到斯德哥尔摩看我，尽管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感到羞愧，但他依然如故，脾气耿直，根本不顾个人安危。不管他走到哪里，也不管他同谁在一起，无论是他的学生、他的同龄人，还是他的长辈，他都无所畏惧，忘我地忠于朋友，忠于家庭，忠于符合上帝意愿的祖国，忠于他的教会和他的耶稣基督。《基督门徒》一书全文以最新版本的《做门徒的代价》为名出版，我不胜欣慰。本书将向人们显示，这位德国青年牧师胸中有怎样一团烈火。它还将显示，在所有国家里，做门徒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朋霍费尔牧师传略                                                
G.K.A.贝尔（G.K.A.Bell）
（英国奇彻斯特前主教）
朋霍费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祂是吩咐他来死。”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死；但是做门徒的实质就包含在这句话里了。这本不平常的书就是对这种代价的评论。朋霍费尔本人在死前曾多次做过殉道者。他是反对偶像崇拜者当中最早的和最勇敢的见证人之一。当他选择反抗的时候，他理解他所选择的。在那个罪恶政权统治之初，我在伦敦认识了他；在密切的接触中，我从他那里比从别的德国人那里，更多地了解到这种冲突的真正特点。我丝毫不怀疑他和德国教会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不过，他在英国做牧师时，除了他的同胞外，他还教导了其他人。他的信念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很年轻，也很谦虚，但他看准了真理，便无所畏惧地把它讲出来。1942年，他作为反对派代表，出乎意料地来到斯德哥尔摩看我，尽管他为自己深爱的祖国感到羞愧，但他依然如故，脾气耿直，根本不顾个人安危。不管他走到哪里，也不管他同谁在一起，无论是他的学生、他的同龄人，还是他的长辈，他都无所畏惧，忘我地忠于朋友，忠于家庭，忠于符合上帝意愿的祖国，忠于他的教会和他的耶稣基督。《基督门徒》一书全文以最新版本的《做门徒的代价》为名出版，我不胜欣慰。本书将向人们显示，这位德国青年牧师胸中有怎样一团烈火。它还将显示，在所有国家里，做门徒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958年1月
朋霍费尔牧师传略
G.莱布霍兹（G.Leibholz）
（英国奇彻斯特前主教）
一
1906年2月4日，朋霍费尔出生于德国的布列斯劳（Breslau），父亲是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和神经学权威。他的先祖中有神学家、教授、律师和艺术家。他的血液中也有来自母系的贵族血统。
他的父母品格出众、视野恢弘。他们有眼光、有教养，在生活的一切重大事情上都坚定不移。朋霍费尔从父亲一方继承了善良、公正、自制和干练的品质；从母亲一方继承了对人类的理解和同情，对被压迫者事业的忠诚和坚强不屈的精神。
在布列斯劳和柏林（自1912年起），他的父母生养了朋霍费尔及另外三个兄弟，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及另外三个姐妹，他们生活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的传统中，这种传统对朋霍费尔一家来说犹如呼吸的空气一样正常。正是这种精神从一开始就决定着朋霍费尔的一生。
朋霍费尔和其他人一样，能接受一切使生活美好的事物。他为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及许多朋友的爱而感到愉快。他热爱山川、花草和动物——这些都是生活中最伟大、最单纯的事物。他和蔼可亲、行侠仗义，他热爱音乐、文学、艺术，他性格坚定，仪表堂堂，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些都使得他能广交朋友。但是，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甚至为此牺牲自己。无论何时，别人对需要特殊勇气才能做的工作犹豫不决时，朋霍费尔总是乐于冒险去做。
他的血液中就具有神学家的素质。在母系方面，朋霍费尔的外祖父冯?哈塞（VonHase）就曾是皇帝的牧师，因为和皇帝的政见不同曾引起皇帝不悦。当皇帝不再参加哈塞主持的礼拜时，他被迫辞职。他的外曾祖父卡尔?冯?哈塞（CarlVonHase）是19世纪德国最卓越的教会历史学家，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他于1830年在魏玛拜访过歌德，并于1825年因发表颠覆性的自由主义的见解而在高亚斯帕堡被投进监狱①（正如朋霍费尔的祖父一样）。在父系方面，他属于旧斯瓦比亚家族，这个家族自1450年以来一直居住在符腾堡，其祖先中也出了为数不少的神学家。
由于朋霍费尔家族的这种传统，所以他在十四岁上中学时就下定决心攻读神学。十七岁时他进入杜宾根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受教于哈那克（AdolfVonHarnack）、席伯格（R.Seeberg）、利茨曼（Lietzmann）及其他人。哈那克高度评价他的品行和才华。后来，他受到卡尔?巴特（KarlBarth）神学的影响，虽然他从未听过巴特的课，也未受过他的亲自指点，但巴特的神学在朋霍费尔的第一部著作《圣徒的团契》（Sanctorumcommunio）中，留下了痕迹。1928年，他到巴塞罗那当了一年的教区牧师，1930年，他在二十四岁时就任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但在他实际开始学术生涯之前，他曾到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被誉为“一个才华出众、精通神学的青年”①。他的著作②很快使他在神学界声名鹊起，尤其是《 做门徒的代价 》（Nachfolge），由于他的死，获得新的深刻的意义；此书初次印行就给当时全世界的神学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其他一些著作，特别是他在狱中写的《伦理学》，已译成英文，还有一些著作不久将出版。
在神学学术领域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光辉的前程。从他已取得的成就和可能取得的成就的前途来看，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但用属世的标准不足以估量这种损失。因为上帝拣选他完成一个基督徒所可能承担的最崇高的任务。他已经成为一个殉道者。“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朋霍费尔在狱中写道：“我不能逃避《耶利米书》第45章。”
二
朋霍费尔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只有少数人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就敏锐地看出，国家社会主义创造没有上帝的并单靠人力来创建历史，是一个野蛮的尝试，朋霍费尔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就放弃了他的学术生涯，在他看来，这种学术生涯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但直到1936年他才被驱逐出柏林大学，甚至在1935年到1936年的夏天和冬天，他还在柏林大学演讲。在1933年2月，他在电台公开抨击那种腐蚀国家、严重误导国家，并把“领袖”作为崇拜的偶像和上帝的政治制度。1933年10月，在经过半年的教会斗争之后，他决定离开柏林到伦敦去，在那里，他作为牧师为两个教区工作，并努力向他的英国朋友（特别是奇彻斯特的主教）解释德国教会斗争的真正性质。他很快认识到，在世界和教会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那种形势下，教会一再用古老的教条将一无所获了。在他看来，普世教会运动似乎是重新联合基督身体各肢体的唯一办法。正因为如此，朋霍费尔认为，教会的任务是重新聆听《圣经》的信息，并把自身置于整个教会的环境之中。因此，难怪朋霍费尔很快就在普世教会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①，而且正是他，在德国的大学或神学院中，比其他任何教师更能使学生熟悉非路德宗教会的生活、历史和发展。
1935年，朋霍费尔回到德国时，已经成为一名认信教会（ConfessingChurch）领袖。他到波麦拉尼亚指导一个当时是非法的教会培训学院，这个学院最初设在波罗的海一个小岛上，后来迁到斯德丁附近的芬根瓦尔德。这所学校不是按照现存的模式建成的。它不是一个由奉行苦修生活、与世隔绝的人组成的修道院；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培训学院。正如朋霍费尔在他的一篇短文中描绘的那样，这所学校试图过一种基督徒的“团契生活”。在这里，来自德国各地的青年牧师都知道，当务之急是：20世纪的基督徒应当怎样以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来生活，如果只有完全属主的人在一起并彼此以兄弟之爱相待的时候，怎样使这种生活自然而然并自由地发展。直到1940年，这所学院最后才被盖世太保关闭。
当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朋霍费尔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希望他离开德国以保全性命，因为他坚决反对为侵略战争服兵役。1934年，在丹麦的法诺召开普世教会会议时，一个瑞典人问他：“如果战争爆发，你将怎么办？”他回答说：“我将祈求基督给我力量不拿起武器。”1939年6月，美国的朋友们把他带出德国。但他很快就感到他不能待在那里，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当他从美国返回途中路过英国时，他的朋友很快就意识到，朋霍费尔的心是属于他本国被压迫、被迫害的基督教同工的，而且，他不愿意在他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他们。
正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①说的那样，使朋霍费尔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属于基督徒殉道的最好的逻辑”。朋霍费尔在离开美国之前给尼布尔写信说：“如果这次我不和我的人民分担磨难，那么战后我将无权参加德国的基督徒生活的重建工作……德国的基督徒将面临可怕的选择：要么让他们的国家战败以保存基督教文化，要么让他们的国家获胜以毁灭基督教文化。我知道我必须选择什么；但是我不能有把握地进行选择。”朋霍费尔从未后悔过他的这次决定，甚至坐牢也不后悔。后来他在狱中写道：“我确信上帝的手在指引……你决不要怀疑我满怀感谢地乐于走上帝给我指引的道路。我过去的生活完全充满上帝的怜悯，而且，那位被钉十字架者的赦免的爱胜过一切罪。”
战争爆发时，他国内的朋友设法使他免去服兵役的苦难，这样，他能够继续为认信教会工作，并把这种工作同战争期间某些地下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由于朋霍费尔的品格和观点都很出色，所以他很快就成为对德国不断增长的反抗运动产生了强大精神影响的少数人之一。
1943年4月5日，朋霍费尔与他的妹妹克丽丝黛及其丈夫杜南毅在他父母家中被盖世太保逮捕。在狱中及在集中营里，朋霍费尔以他不屈不挠的勇气、无私的精神以及善良之心大大鼓舞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他甚至受到看守的尊重，其中有些人非常喜欢他，把他在狱中写的诗文偷偷地带出监狱，甚至在巡逻后因不得不锁上牢门而表示道歉。
在狱中，他要求准许他照顾病人和他的狱友，而且他安慰焦虑忧伤的人的能力是惊人的。我们知道，朋霍费尔的话和宗教上的帮助，对于他的狱友来说，特别是在他们临终的时刻，具有何等意义，甚至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①同朋霍费尔关在同一监狱的莫洛托夫的侄子科科林（Kokorin）也被基督的教导打动；我们知道，1943年到1944年间，军事法庭每星期都处决一二十人，在这种政治磨难时期，朋霍费尔的实际帮助，对于狱中［特格尔（Tegel）监狱］这些人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有些被控告犯有阴谋破坏罪的人（其中一个是英国士兵），受到他（及其父亲和律师）的救助，免于一死。我们听说，甚至在最可怕的形势下，朋霍费尔也表现得镇定自若，自我克制，他的狱友对此深受感动。比如，在柏林受到猛烈的轰炸时，爆炸声和囚犯的哀号声交织在一起，犯人用拳头捶打紧锁的牢门，哭喊着要求转移到安全的地堡去，据说朋霍费尔像巨人一般屹立在人们面前。
但是，这只是朋霍费尔画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朋霍费尔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也爱这个世界的人。他在人面前是个巨人，但在上帝面前只是一个孩子。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身上进行着肉体与灵性、亚当与基督之间的斗争。有时候，他似乎变成他自己的一个谜。一天，他在牢房里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表达了他灵魂中的这种斗争，题目是《我是谁？》①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
我镇静地、愉快地、从容地，
迈步走出牢监，
就像一个乡绅走出自己的庄园。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
我习惯于自由地、慈祥地、清楚地，
对狱卒谈话，
似乎是我在发号施令。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
我曾平静地、微笑地、自豪地，
忍受那不幸的日子，
好像常胜不败的人。

我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
还是仅仅像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那样呢？
紧张、渴望、懊丧，犹如笼中之鸟，
呼吸艰难，好似一双手扼住我的喉咙，
渴望色彩、鲜花、鸟鸣，
渴望柔声细语，睦邻友好，
预料有巨变而辗转反侧，
为远方的朋友无可奈何地战栗，
困倦而徒劳地祈祷、思考、做事，
萎靡不振，随时准备向这一切告辞。

我是谁？是这个人还是另一个人？
难道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难道我同时是这两种人？在别人面前道貌岸然；
而在自己面前却是卑劣的懦夫？
或者，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像一支败军
仓皇逃避已获得的胜利？

我是谁？这孤寂的问题对我发出嘲弄。
然而，不管我是谁，
啊，上帝，你知道，
我都是你的！①

1944年10月5日，朋霍费尔被从特格尔监狱转移到柏林的阿尔伯莱希特亲王街（PrinzAlbrechtstrasse）盖世太保监狱。尽管他清楚地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仍然极为镇静，同他的朋友们告别，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然而正如一个同牢的难友说的那样，“他的眼神很不自然”。自那以后，他同外界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的信息之一是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在柏林受到猛烈空袭时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写的。题目是《1945年新年 》，全诗如下：②

求你全力永远留住我并指引我，
使我得安慰，得鼓舞，摆脱一切恐惧，
我默想着同你一起度过这些日子，
并同你一道跨进新的一年。

旧岁依然在折磨我们的心，不加节制：
我们忧伤的日子还很漫长。
父啊，求你让你所责罚的灵魂，
得到你所应许的医治。

如果我们应当喝干悲伤的酒，
照你的吩咐，直至苦涩的残渣，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接受，
感谢你爱抚的手赐予的一切。

但如果你愿意再次使我们获得自由，
重享生活的快乐和灿烂的阳光，
我们从悲苦中所学到的将会使我们强壮，
我们的全部生命将会奉献给你。

今天，让烛光发出灿烂的问候：
看哪，这岂不是你在我们的黑暗中发出的光，
或许在引导我们走向我们渴望的相遇？
你甚至能照亮我们最漆黑的夜。

现在夜深人静，为的是我们能够聆听，
让我们聆听你的儿女，
从我们周围黑暗的世界中，
唱出普世的赞歌，称颂你。

当神的大能帮助并照料我们时，
我们将勇敢地面对未来，不管它是什么。
无论在黄昏，还是在清晨，上帝都将善待我们，
啊，在每个新年都必定如此！

1945年2月，柏林的盖世太保监狱在空袭中被炸毁，朋霍费尔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辗转迁移；直到1945年4月9日，就在盟军解放的前几天，在佛罗森堡集中营被希姆莱（Himmler）特令处决。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哥哥克劳斯、妹夫杜南毅及施莱歇（RüdigerSchleicher），也分别在柏林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盖世太保处决。
三
朋霍费尔一生中的指导力量，构成他为之行动、为之工作和为之受苦的基础的，是他对上帝的信仰和爱，他在上帝中找到平安和快乐。他的宽广视野来自他的信仰，这使他能够把生命中的金子与杂质区分开来，能够辨别人生的本质与非本质。信仰使他意志坚强、目标始终如一，使他热爱受苦的人类，热爱真理、公义和善良。但是他不仅仅是为了公义、真理、真诚和善良自身而寻求这些，并耐心地为此受苦。不，根据朋霍费尔的观点，我们必须忠心顺从作为所有善良、公义和真理的源泉的他，他感到绝对依赖祂。
正是同样的上帝的呼召，还使我们怀着深深的责任感来运用自由。朋霍费尔相信人是自由的有灵性的存在，但是，这种自由是由上帝的恩典赐予和激发的，而且，上帝赐自由给人不是要使人得到荣耀，而是要维护一种对人类生活的安排。如果基督教的教导不能指导我们运用自由，如果上帝遭到否认，那么，一切圣洁的和束缚人的责任和义务就会荡然无存。这样，基督徒只有采取行动和受苦——必要的话——甚至去死，没有别的选择。他在《通向自由路的驿站》一诗中表现了这种想法，这首诗是他在狱中感到他必死无疑时写的，最后一节如下：

死亡 ①
来吧，参加通往永恒自由道路上最隆重的宴筵——
死亡，砸碎那使人卑躬屈膝的镣铐，冲破那禁锢我们短暂生命
和在黑暗中苟延残喘的灵魂的狱墙，
使我们最后看到目力不及的景观。
自由，我们长期以来在戒律、行动和苦难中寻求你。
现在我们就要死去，在上帝面前，我们将会与你相遇。

正是朋霍费尔对同胞们的兄弟般的爱，才使他相信，仅仅以传道、教导和写作的方式跟随基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他号召基督徒采取行动及自我牺牲时，他的态度非常真诚。正因为如此，朋霍费尔总是自发地、“默默无闻”地做工作，绝不抛头露面，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义和自满是敌视圣灵的大罪，野心和虚荣是通向地狱之路的开端。
朋霍费尔代表了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因为他为了重新认识那植根于基督教信仰中的个人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他，证实了“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箴20：27）以及“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人，也只是为了人”。朋霍费尔认为，基督教同那些把自己关闭在圣礼范围内的虔诚信徒毫无关系。不，在他看来，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在作为基督之体的教会中，有自己的作用可发挥，在基督身体中的团契，只能是有形的教会。人必须跟随祂，因为祂服侍这个世界，并作为生、死而复活的主遭受过这个世界。因此，只要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中使上帝感到愉快，基督徒都必须准备殉道、准备去死。只有这样，人才能学会信仰。
正如他亲自说的那样：“基督徒不是宗教徒，只不过是和耶稣（与施洗者约翰不同）一样的人……我指的不是聪明人的平庸而陈腐的‘此世性’①，而是严以律己的深层的‘此世性’，在这种‘此世性’中，永远有关于死亡与复活的知识。当一个人真正放弃把自己造就成某种人——无论是圣徒，还是皈依的罪人，无论是教士（所谓的教会人士），还是正直或不正直的人的企图时……当一个人处在任务、问题、成功或厄运、经验和烦恼的顶峰，将自己投入上帝怀抱中时……他就和客西马尼园的基督一起醒来。那就是信仰，那就是悔改（metanoia），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人在‘此世性’的生活中分享着上帝的痛苦，他怎么能骄傲自满呢？”②
上帝自己通过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并因为这个世界远离祂而受苦，这种思想反复出现在朋霍费尔头脑中。朋霍费尔时常强烈地感到上帝亲自分担了他的痛苦。他在死前几个月所写的“基督徒与非信徒”一诗的第二节，表达了这种感觉：

当上帝最为痛苦时，人们来到祂那里：
发现祂可怜、受蔑视、无住所、无衣食，忍受邪恶者、软弱者与死亡者的重压，在上帝悲痛的时刻，基督徒与祂在一起。①

在上帝悲痛的时刻，朋霍费尔和祂在一起，因此，他最不在乎自己所受的苦，他的勇气是这么巨大，这么不屈不挠。
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和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信心，曾在许多场合表现出来。例如，1940年夏天，当大多数曾积极反对纳粹政权的人感到绝望时，当他们建议搁置下一步的行动，以免使希特勒给人以烈士的假象时，朋霍费尔坚决并成功地制止了这一建议，他说：“如果我们宣布做基督徒，就没有权宜之计。”因此，在国内外普遍认为纳粹会胜利时，他所领导的团体仍继续活动。当问到谁愿意去通过奇彻斯特的主教向英国政府报告关于德国抵抗运动的详细情况时，又是朋霍费尔，于1942年5月31日，在妹夫杜南毅的鼓励下，冒着生命危险承担了这一任务，希望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情与理解。②
此外，在他被囚禁期间，他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当时他无能为力，只有上帝的话语是他心中的支柱，他在施刑者面前巍然挺立，宁折不弯。他拒绝让步，公然蔑视盖世太保组织，公开承认，作为基督徒，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强加于公民的极权统治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他不断地遭受酷刑，父母、姐妹和他的未婚妻（他们在他的活动中都伸出援助之手）遭逮捕的威胁。我们知道，在1944年10月，他的朋友要尽力营救他出狱，把他送到国外，但他决定留在狱中，以免牵连他人。
我们还从一位狱友英国军官的见证中得知，朋霍费尔在临刑前一天的最后一次证道：“所有的人，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深深为他的真诚所感动。”此后，他尽力安慰狱中一些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斗争而被处死者的妻子，使她们摆脱忧伤和焦虑，正在这时，他突然被押走了。我们知道，朋霍费尔未经过审判就从容镇定地走上不归路，被处以绞刑，他死时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镇定自若和大义凛然。
上帝听到他的祈祷，并赐予他“昂贵的恩典”——即一种特权：为别人背起十字架，以殉道来证实自己的信仰。
四
朋霍费尔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一，朋霍费尔及其朋友的政治活动表明，那种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1944年7月的密谋不过是“一小撮反动分子和落魄军官的阴谋”，因为他们看到希特勒在打败仗，并打乱了他们的职业——是错误的。在德国的反对派运动中，还有另一支正直的属灵力量，他们反对希特勒及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他们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站在生命、真理、正义、善良和尊严的基本价值的立场上。这支力量从不同的政党及宗教团体中吸收成员。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代表某一特别党派的信仰，他们所代表的是某种生活方式，是国家社会主义要公开消灭的东西。他们就是20世纪30年代人们常常谈论的“另一个德国”。事实上，这些人是德国维护西方和欧洲传统的中坚力量，朋霍费尔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回到基督教信仰中，才能救德国。这些人的失败不仅是德国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欧洲的悲剧，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将得出结论，这种失败的后果是极其可悲的。
在德国反对派运动中，这股力量的存在，证实上次战争的基本性质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上的（ideological），而且证实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朋霍费尔行为的动机。毫无疑问，朋霍费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如此爱他的国家，以至宁死不屈。但是，他对政治的分析十分敏锐，所以他不能不看到德国将要陷入未来的大灾难中。国家社会主义内部狂热的恶势力没有别的选择。他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德国这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朋霍费尔以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试图避免这场灾难。正如他曾说过的那样：我的任务，不仅要照看在拥挤的马路上被疯子开车压伤的人，而且要尽我的力量完全制止他们开车。
最后，正是他对上帝及对主的忠诚，他才做出这么一个可怕的决定，他不仅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所有的地下活动都是这样），而且，还为自己的国家的失败而工作（这和一切迎合民族主义的地下运动明显不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德国，使其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欧洲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朋霍费尔和他的朋友才蒙受酷刑、终被绞死。正是朋霍费尔和他的朋友以拼死反抗的精神证明，即使是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至上的年代，也存在着超越忠诚于国家与民族的更高的忠诚。他们证明了，即使在那个时代，民族主义仍然是在上帝之下，如果民族主义堕落为民族利己主义和贪得无厌，它就是对上帝的犯罪，就是违背上帝关于要与别国友好的呼召。这个信息意味着，至今依旧盛行的唯物主义的民族主义概念实际上已被宣判死刑，这正是朋霍费尔及其朋友的殉道给我们留下的属灵的遗产。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证明希特勒及其同伙不仅是欧洲的破坏者，也是自己国家的叛徒；而且，如果国家是由一个反基督教的政权代表，人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国家。
的确，我们不能说，战争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根据这些意识形态路线发动的。我们知道，在战争后期，当西方国家接受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那令人遗憾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时，战争实际上已经逐渐丧失意识形态特征，而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观点。这是由于西方国家及其政治领袖们最终不能正视德国基督徒所面临的究竟忠于谁的悲剧性冲突。当然，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卓越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深深感到这种冲突对他们的良心和思想的沉重压力，因而在战争期间，他们勇敢地拒绝向舆论低头。①这些人宣称，还有比对国家的忠诚更高的忠诚，并向政治家以及教会人员提出挑战。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生命攸关的悲剧问题的全部压力。只有那些为有关忠贞的悲剧斗争而付出生命的人，才有权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殉道者。
五
其次，这些宗教的含义特别关系到德国新教教会，而且还影响到整个教会。
在朋霍费尔的早期生涯中，他接受了路德派观点，认为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有着严格界限。然而，他逐渐修正了他的观点，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位政治家，或者他不肯给凯撒以应有的评价，而是因为他开始认识到德国的政治当局已经彻底腐败和毫无道德，认识到错误的信仰可能是极其凶恶的。在朋霍费尔看来，希特勒是基督的敌人，是世界及其基本价值的头号破坏者，敌基督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欣赏破坏、奴役、死亡和灭绝，敌基督者要把消极的事情当做肯定的和创造性的事情去做。
朋霍费尔坚定而正确地相信，反对暴政，即反对一个不再依据自然法和上帝律法的政府，不仅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基督徒对上帝的义务。在朋霍费尔看来，这来自下述事实：作为这个世界上有生力量的教会，完全以其“此世性”为根据。当然，朋霍费尔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既不同于现代自由派神学，也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条。现代自由派神学和世俗的极权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认为，《圣经》的信息必须修改，以使其多少能够适应世俗世界的需要。因此，难怪自由派神学贬低基督教的过程，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完全歪曲和篡改基督教教导的本质。朋霍费尔深信，“此世性”必须完全和基督教的爱有关，被基督教的爱所渗透，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基督徒必须准备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各种世俗的极权主义都同他的人生观格格不入，因为这些极权主义都是强迫人放弃对上帝的宗教的和道德的义务，而使公正和道德的法律服从于国家。
正因为如此，尽管朋霍费尔具有贵族的高雅与动人的温和性格，这使他在内心深处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然而他却没有采取和平主义的路线。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原理应当以某种方法变成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正是在物质方面，在国家和社会中，必须显示爱的责任，因此，如果不努力参与推翻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就和他的观点太相抵触了。
而且，朋霍费尔的性格是，他不让教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责任是他自己的而不是教会的，因此，很可惜，不能说他的行动代表了整个认信教会。不错，“巴门宣言”（BarmenDeclaration）已经要求教会在政治以及宗教领域内采取行动，而朋霍费尔深知，赞同还是反对“巴门宣言”就是赞同还是反对纳粹德国的认信教会。正如他曾说过的那样：“谁如果离开认信教会，谁就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但只有少数成员认真对待“巴门宣言”，并准备勇敢地按照他们的结论的实际后果而行动。因此，毫不奇怪，朋霍赞尔对认信教会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年中所采取的路线越来越感到忧伤。他感到，与其说认信教会关心的是宣讲反战及被压迫被迫害者的命运，不如说它关心其自身的存在及继承的权利。因此，正是朋霍费尔第一个使德国的路德宗清楚地认识到牛津会议的全部教训，即，教会的生活必须和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朋霍费尔为德国的新教教会殉道而死，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教会的未来也取决于对这些事情的正确认识。
六
那些参加1945年7月27日①由奇彻斯特前主教发起、在伦敦圣三一教堂举行礼拜的人，都感到，1945年4月9日，当朋霍费尔被希特勒的党卫军及秘密警察处死时，在德国发生的事是不能以人类标准来衡量的。他们感到上帝牺牲了自己的最忠诚最勇敢的儿子去赎残暴政权的罪，并恢复欧洲文明得以重建的精神，从而亲自干预了迄今为止世界所发生的最可怕的斗争。
的确，如果自我牺牲是人类的最高成就的话，如果人的价值连同其肉体存在是由为了他所处的物质环境中负责的爱而被迫做出的牺牲来衡量的话，那么，朋霍费尔的生与死就属于基督教的殉道史，或者如尼布尔所说的，“属于现代的使徒行传”。他不屈不挠的战斗已经成为灵性重于物质的生动象征。他的行为已经表明，仁爱的和真正有人性的人的灵性，必定战胜邪恶，这种邪恶不能攻破负责的灵性自由的最后堡垒。“精神的生命并不逃避死亡和摆脱毁灭：相反，它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到保全。它只有在完全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其真理。”
人们常说，在德国，许多人并没有直接犯下前政权的罪恶，但由于他们对这个政权抱消极态度，所以应当受到惩罚。但是在现代专制统治下，到处都是秘密侦探，各种镇压工具一应俱全，反抗就意味着所有参与反抗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现代暴君统治下，笼统地谴责一个民族不反抗，犹如谴责一个罪犯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不越狱逃跑一样。同样，在所有国家中，多数人并不是英雄。因此，不能要求许多人都像朋霍费尔等人那样做。现代社会的未来，更依赖极少数被上帝的灵所感动者的文静的英雄主义。这极少数人将因上帝的鼓舞感到快乐，并时刻准备维护人的尊严和真正的自由，遵守上帝的律法，即使是殉难也在所不辞。这极少数人奉行律法，因为他们不是“看那看得见的东西，而是看那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朋霍费尔常常问自己，他的生命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生命似乎是破碎的，混乱的。在他死前几个月，当即将发生的事在他面前投下阴影时，他在狱中写道：“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生命片断是否揭示了整体的计划和材料。有些片断只能扔掉为好，还有一些片断则在未来几个世纪中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完成只能靠神的工作。它们是必要的片断。如果我们的生命反映这样的片断，无论它多么模糊……我们也不必为我们这片断的生命而悲叹，相反，我们应当为这片断的生命而欢乐。”
的确，我们应当为上帝的怜悯而欢喜。我们还没有找到朋霍费尔的坟墓，但是对他的生平的回忆将永不磨灭，不仅在那些与他密不可分的人心中，而且在教会的心中，因为教会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些“追随祂”的人身上汲取生命的血液。
此外，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西方文明得以保全，应当归功于朋霍费尔生与死的鼓舞，归功于那些与他一同死去的人的鼓舞。因为西方文明不仅在其物质水准上，而且在其精神活力上，都已经大大衰落，而且正日益加速毁灭与颓败。朋霍费尔的生与死宣布的好消息就是，西方文明不会灭亡。它将会新生而永葆青春。它已经重新获得信仰与活力。据说摩西死前，“耶和华把全部土地都指给他看”（申34：1），这话也适用于朋霍费尔及那些为新的人类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这新的人类是通过他们的殉道而产生的。
因此，朋霍费尔的生与死使我们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为真正深受福音鼓舞的新型领袖树立了榜样，这样的领袖每天都准备殉道而死，满怀基督教人文主义新精神及创造性的公民义务感。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我们所有人的胜利，这是永远不可征服的、充满仁爱、光明和自由的胜利。

第一篇
　　恩典与做门徒第一章 昂贵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死敌。今天，我们正在为昂贵的恩典而奋斗。
　　廉价的恩典就像廉价的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出卖。圣礼、赦罪以及宗教安慰，都被削价销售掉了。恩典被看做是教会取之不尽的宝库，从这里，教会可以用慷慨的手播撒福音，无须询问，也不受限制。恩典是无价的、恩典是不计成本的！我们设想，恩典的实质就是预付的账；而且正因为账已经预付，所以一切都可以白拿。既然预付的钱是无限的，所以使用和花费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如果恩典不是廉价的，那它是什么呢？
　　廉价的恩典就是把恩典当做一条教义、一个原则和一种体系。它意味着把对罪的宽恕宣布为一般真理，把对上帝的爱看做是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从理智上赞成那一观念，本身就足以使罪得到赦免。人们认为，掌握正确恩典教义的教会，事实上就是恩典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教会里，世界为它的罪找到廉价的庇护；无须悔悟，更不必希望真正摆脱罪恶。因此，廉价的恩典意味着否认上帝活生生的道，事实上，就是否认上帝的道成肉身。
　　廉价的恩典就是罪人不称义而罪却可以称义。他们说，单靠恩典就能做一切事情，因此，一切都可以原封不动。“为罪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赎回罪孽。”世人依然我行我素，正如路德所说的，“即使在最好的生活中”，我们仍然是罪人。那么，就让基督徒像世界上其他人那样生活吧，让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按照世人的标准去规范自己，而不要奢望靠恩典去过和罪恶的旧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吧。那是狂热派和重洗礼派之类的异端。基督徒必须当心，不要背叛和亵渎上帝白给的、无穷无尽的恩典！基督徒不要努力去过服从耶稣基督的要求的生活，以免建立一个确切意义上的新宗教！世界已经由于恩典而称义。基督徒知道这一点并认真对待它。他知道他不应当反对这种不可缺少的恩典。因此，让他像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吧！当然，他也愿意去做一些不寻常的事，并且，如果要克服这种创立新宗教的意图，并满足于像世人那样生活，的确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然而，基督徒必须克制自己，实行自制并过与世人不同的生活。他必须使恩典成为真正的恩典，否则，他就会破坏世人对这种自由恩赐的恩典的信仰。让基督徒满足于他的世俗生活，放弃任何高于世人的标准吧。他这样做是为了世界而不是为了恩典。让他心安理得地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这种恩典吧——因为单靠恩典就可能做到一切。让基督徒不必追随基督而享受其恩典的安慰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廉价的恩典，这种恩典只是使罪得到称义，而不是使悔罪的罪人离开罪，使罪离开罪人，从而称义。廉价的恩典不是那种使我们摆脱罪的折磨的对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我们自己赐予自己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宣扬的是无须悔罪的赦免，是没有教会约束的洗礼，是没有忏悔的圣餐，是没有亲自忏悔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不以门徒身份为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活生生的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
　　昂贵的恩典是藏在地下的财富；为了它，人们会愉快地卖掉他所有的一切。它是昂贵的珍珠，商人情愿卖掉他所有的货物来购买它。它是基督的君王般的统治，为了它，人甘愿挖掉使他跌倒的眼睛，它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了它，门徒甘愿舍弃渔网而追随耶稣基督。
　　昂贵的恩典是必须日复一日地寻找的福音，是必须寻求的礼物，是人必须叩开的大门。
　　这种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呼召我们去追随，它是恩典，因为它呼召我们去追随耶稣基督。它是昂贵的，因为它要人以生命为代价，它是恩典，因为它给人以唯一的真实生命。它是昂贵的，因为它定罪，它是恩典，因为它使罪人称义。最重要的，它之所以是昂贵的，是因为它使上帝付出了自己儿子的生命的代价：“你们是高价买来的”，上帝付出昂贵代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一文不值。最重要的，它是恩典，因为上帝并不认为祂的儿子太珍贵，拒绝为我们的生命付出代价，而是把儿子交给我们。昂贵的恩典是上帝道成肉身。
　　昂贵的恩典是上帝的圣所；必须提防俗世的污染，不能把它扔给狗。因此它是活生生的道，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令祂高兴，因而才说出来的。昂贵的恩典临到我们，号召我们追随耶稣，它作为赦免破碎的精神和悔恨的心灵的话语来到我们面前。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强迫人们服从于基督的轭下并追祂；它是恩典，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彼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场合接受过“追随我”的呼召。那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可1：17；约21：22）。整个一生就在这两次呼召之间。第一次是在革尼撒勒湖边，当时彼得听了耶稣的话，便放弃渔网和手艺跟随了祂。第二次，复活的主发现他重操旧业。这一次也是在革尼撒勒湖边，这一次的呼召仍是：“跟从我。”在这两次呼召之间是他追随基督做门徒的整个一生。在这两次呼召之间，彼得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基督。彼得在开始、最后以及在该撒利亚腓立比（CaesareaPhilippi）三次听到同样的宣称：基督是他的主和他的上帝。每一次，基督的恩典都呼召他“跟从我”，并在他承认上帝的儿子时向他启示自身。在彼得的道路上，恩典三次吸引他，同样的恩典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宣告。
　　这种恩典当然不是自我赐赠的。这是基督自身之恩典，它说服门徒丢下一切来跟随祂，这恩典使他做了在世人看来是最大亵渎的忏悔，它邀请彼得为他曾否认过的主献身，并因此而赦免了他所有的罪。在彼得一生中，恩典和做门徒是不可分割的。他已经得到了昂贵的恩典。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教会变得更加世俗化，人们对恩典的昂贵性的认识便逐渐淡化了。世界已经基督教化了，恩典也已成为世界共同的财产，可以低价购买它。但是罗马的教会并没有完全丧失早期的远见。教会明智地为修道运动寻求空间，并防止它导致分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的边缘依然保留着早期的远见。在这里，人们仍然记得恩典是有代价的，恩典就意味着追随基督。在这里，他们为了基督而丢弃自己的一切，而且每天努力实行祂严格的诫命。因而，修道主义成了对基督教的世俗化和把恩典降价的活生生的抗议。但是教会明智地容忍了这种抗议，并避免使之发展到符合逻辑的逻辑结论。因此，教会成功地削弱了修道主义，甚至利用它来证明教会自身生活世俗化的合理性。修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成就，一般俗人是望尘莫及的。由于把耶稣的诫命仅仅用于有限的一部分人，因此教会就形成致命的双重标准的概念——基督徒顺从的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当教会被指责为过于世俗化时，它总是把修道主义说成是在信徒中过高级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此来证明其他人过低级的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得出悖反的结果：修道主义的任务本来是要在罗马教会中保留原始基督教对昂贵恩典的认识，但却为教会世俗化的生活提供了最后的理由。一般说来，修道主义的致命错误不在于它的严酷性（尽管甚至在修道院里对耶稣的意志的准确内容也有许多误解），而在于它把自己当做少数被拣选者的个人的成就而确立起来，并宣布这是自己特殊的功劳，从而偏离了真正的基督教。
　　当宗教改革发生时，上帝的天意让马丁?路德恢复了纯粹和昂贵恩典的福音。路德出身于修道院，是一个修士，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路德丢弃一切而追随基督，走上绝对服侍祂的道路。他为了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放弃世界。他学会了顺从基督及其教会，因为只有顺从的人才能相信。修道的呼召要求路德完全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上帝打破了他的一切希望。祂通过《圣经》向他指出，追随基督并不是少数被拣选者的成就或功德，而是对所有基督徒毫无例外的神圣要求。修道主义把做门徒的谦卑工作变为圣徒的功德活动，并把做门徒的自我舍弃变为“宗教徒”的狂妄的灵性自负。世界悄悄进入修道生活的中心，并且再一次带来浩劫。修道士本来是要逃避世界，结果却用巧妙的方式迷恋世界。由于宗教生活已失去基础，所以路德只有紧紧抓住恩典。就在整个修道世界在祂面前彻底崩溃的时候，他在基督里看到了上帝向他伸出拯救之手。他在信仰中抓住那只手，相信“无论我们过着多么良善的生活，我们所能做的事毕竟都是徒劳的。”恩典（它把自己赐给人）是昂贵的恩典，这种恩典粉碎了他整个的存在。他必须再一次放弃自己的渔网而去跟随祂。第一次追随是在他进入修道院的时候，那时除了虔诚的自我以外，他把一切都抛弃了。这一次甚至连他自己也被拿走了。他服从呼召，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任何功德，而仅仅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路德并没有听到“你当然有罪，但是现在一切都已被赦免，因此你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赦免的安慰了”。不，路德必须离开修道院回到世界中去，并不是因为世界本身是善良与圣洁的，而是因为，修道院也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
　　路德离开修道院回到世界中去，这是早期基督教时代以来世界遭受的最坏的打击。同他回到世界中所做的舍弃相比，他成为修道士所做的舍弃不过是儿戏。现在是正面进攻。追随耶稣的唯一方法是在世界中生活。迄今为止，基督徒的生活一直就是少数优秀分子在特别有利的修道主义条件下的成就；现在，却成了每个生活在世界中的基督徒的义务了。在人的日常生活的职业中都必须完全服从耶稣的诫命。基督徒的生活与世界生活之间的冲突最鲜明地暴露出来。这是基督徒同世界面对面的冲突。
　　认为路德重新发现纯粹恩典的福音可以让人普遍免除顺从耶稣的诫命，或者认为宗教改革的伟大发现就是上帝赦免的恩典自动地使世人得到公义和圣洁，这是对他的行动的极大误解。相反，在路德看来，基督徒的属世职业，只有在对世界发出最后的、彻底的抗议时，才是圣洁的。基督徒的属世职业只有表现为跟随耶稣，它才能从福音中得到新的认可和理由。促使路德离开修道院而回到世界中去的，不是罪的称义，而是罪人的称义。他所接受的恩典是昂贵的恩典。它是恩典，因为它是旱地里的水、受苦中的安慰，它摆脱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的约束，并使他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这种恩典是昂贵的，因为它绝不是让人免去善行，而是意味着，他必须比以前更加认真地接受做门徒的呼召。它之所以是恩典，是因为它如此贵重，而它之所以贵重，正因为它是恩典。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福音的奥秘——罪人得到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