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树，高位截瘫患者。在1987年的一次游泳中发生意外，造成终身瘫痪。2006年受洗归入基督。经历过一段从受伤到心死，从心死到重生的奇妙历程，他的生命被全然更新，并且对人生有了特殊的感悟。2013年10月份他与赵津女士喜结连理，现居天津。

前言
第一部分生命挽歌
第一章生之幻灭
第二章重生之路
第三章蒙恩见证
第四章我的家庭

第二部分生命飞扬
第五章灵泉心语
第六章透析人生
第七章感谢生活

前言


北京一位曾担任过报刊编辑的大姐问过我：“你整天躺床上不停地写，哪儿来那么多素材？”
我回答：“生活在继续，素材就不断。”
自从18岁遭遇意外，迄今已有二十余载，我的大半生是在病榻和轮椅上度过的。这种生存状况很容易被身体健康的人忽视，其中的辛酸艰苦，大概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
现今社会，忽视或被忽视已属人生常态，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时候，也从未关注过高位截瘫人群是怎样过活的。受伤后，感受到切肤之痛，我才意识到不经意的冷漠对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潜在的阻碍。
“痛苦是感知的直接来源”，在病痛中人就会有时间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是人在六六大顺时无暇顾及，却又至关紧要的一个课题。
多少次死去活来的挣扎让我对苦难、忍耐、盼望和恩典有了较为深刻的感悟。很多灾难是人力无可挽回的，但是对待苦难的态度却有选择的余地。
死荫的幽谷曾使我长时间陷入颓废、悲凉的困境。感谢上帝的大能扶持，我终于走出泥沼，以豁达的态度面对苦难。这绝不是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而是有确据的喜乐盼望。
很多弟兄姊妹鼓励我将这些年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而我自己也计划着为病榻上的前半生做一个总结。于是，就有了《总有骄阳》这本自传。至于我的后半生如何书写，还是交给上帝代笔吧！
尽管我一直通过文字感怀抒情，却仍对文学体裁的界限划分含混不清。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敬业精神，所以我充其量只是个作者，不能算是作家。
这本自传可能更接近于随笔，肯定不属于小说，我压根不会写小说。文集中收录的小小说，也是我近年来刚尝试的文体，算是习作吧，有稀松疏漏之处，还望读者朋友海涵。
整部文集绝无说教的意思，因为我本人就反感说教式的高谈阔论。我写的文字里也不包含矫情的成分。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过分纠结于某段情感或是某个细节。
我只是忠实地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段生命之旅，给自己和关心我的弟兄姊妹一个交代。其中融入了我对生活点滴的理解和领悟，有啰唆或是不中听的地方，敬请原谅。
人生原本就多姿多彩，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应俱全，对截瘫患者来说也不例外。
走过长长的一段灰暗地带，我有幸进入到绚丽缤纷的新天地，感恩赞美的同时，盼望更多人通过我的经历感受到人力以外的能力、荣耀和恩典，并从中获益。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愿意随着文字的展开，深入到一个残疾人的内心世界，与笔者共经风雨，一同探索人生这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吗？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生之幻灭

1梦碎
“噗”，一口彪悍的浓痰在水泥地上溅起一股尘烟，随即被一只麻履大脚涂抹得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水印。不愧是少林高僧，果真功力深厚！虽然这个动作跟街头流浪艺人的习惯动作有些相似，我仍不由得在心里一挑大拇哥。
自打父亲将两位大和尚和一位道长请到家，我就暗自感叹：“爹呀，您这是又长能耐了，这样神仙般的人物也能请家来，真难为您啦。”
看和尚：光头锃亮，长髯垂胸，太阳穴高高鼓起，身披杏黄袈裟，脚着白袜麻履；观老道：发髻高挽，面白无须，斜背马尾拂尘，身着青纱道袍，足蹬薄底快靴。虽是法门不同，但都是大袖翩翩、仙风道骨，搁哪个影视剧组都够前卫。
经父亲引荐得知，两位大和尚是少林寺师兄弟，道长师出武当。三人结伴行走江湖，以匡扶正义为主、悬壶济世为辅，眼下正在人民公园为弘扬中华武术打把势卖艺，据说隔空一掌能击碎百米之外的花瓶。
自幼爱好武术的我，此时已经对西医治疗彻底失去信心，闻此消息欣喜若狂。国际上攻克不了的疑难杂症，终归还是要中华国粹来医。别的不说，单看号脉，以前的庸医搭手腕，人家道长只是并指轻触我的脚心，立马得出结论：督脉受损，不良于行。准确率100%，我不良于行3年了。
宝相庄严的大和尚浅呷一口铁观音，喉结滚动着漱了漱口，一股浓烈的蒜味从他的齿间溢出。眯缝着眼沉吟半晌，他毅然决然地抬起头，瞥了一眼身旁奉茶伺候的父亲，然后一捋虬髯，炯炯目光转向我，像豫剧念白一样铿锵地说道：“嫩这个病好治！主要是血淤住了，经脉不畅，待俺和道长发功帮嫩打通。”
一直寡言少语的道长庄重地点点头，抬手将头上油光水滑的发髻散开，脚踏罡步。这个类似于广播体操第一节的架势让我有些疑惑，这是要治病还是要施法？
父母费尽力气起我软趴趴的身体，按要求盘膝坐好。大和尚双掌抵背，道长并指点穴，两股真气在我受损的任督二脉游走。
少林、武当两大武林泰斗联手为我治病，这要损耗多少年功力呀！好像金庸先生的武侠著作里，也只有令狐大侠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今天让我赶上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激荡啊，我的心。感动加激动，我泪眼朦胧地暗自发誓：“放心吧师傅，你们的功力不会白费，我会刻苦练功，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做一个新时代令狐冲——只要能把我的病治好。”
“好了木有，嫩说说好了木有？”随着大和尚气壮山河的一声大吼，我一个激灵，漂浮在心头的希望，没经过大脑就给吓得顺嘴边溜出来：“好啦。”这种坦白从宽的态度立马赢得满堂彩，所有人喜笑颜开。
好什么了我，亏心不亏心？虽然体内流窜着两大高手的真气，治疗效果却没有充分体现。人家临走时说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父亲信，我也信，不敢不信呢，谁不信我跟谁急！
毕竟也是一点希望呀，尽管这希望渺茫如黑夜将残的灯火，对于急难中的人来说，已然是难以放手的救命稻草。就这么着，一向处于冷战状态中的爷儿俩达成共识，很默契地跟冷眼旁观的母亲急了。
转过建设楼拐角的小卖部，是红砖灰瓦的华侨大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映入眼帘，年久失修的棋格路还是那么硌脚……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熟悉。我又回到阔别已久的街道，一边小跑，一边甩胳膊踢腿深呼吸做着准备活动。路边那只黑狗照常吐着舌头，友善地跟在我身后，一直送到天津医院的大门口。天津医院——河西商场——南楼——天津医院，沿着以往这条跑惯了的路线，我慢慢放开脚步。一个大三角1500米，两个3000米，三个4500米……迎着初升的朝阳，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御风而行，奔驰在无垠的原野。脚步声铿锵有力，肌肉的弹跳张力如此真实，我甚至感到额头上热腾腾的汗珠。多么美好的时刻，多么美妙的感觉，我又是驰骋于田径场上的运动健将啦。紧紧把握，不敢停下来，生怕恐怖的病榻再次将我禁锢……跑着跑着，我忽然发现地面渐渐远离，林立的高楼像积木搭成的袖珍城堡——我飞起来了，像一条游弋在海中的鱼。莫非神功已然练成？蝼蚁一样的人群仰望着空中飞人，无不啧啧称奇，我得意地笑，无法自抑地得意地笑，陶醉在人上人的虚荣中……前方出现一个圆桌样的飞碟，渐渐向我靠拢，直到比翼齐飞。原来这样啊，我恍然大悟——我已经不是人了，或者说，我脱离人类的低级趣味和种种无能表现，直接变成超人了，飞碟里是迎接我的同伴吧？直体720度旋空翻，我优雅地降落在飞碟的圆顶上，探头往飞碟里瞅。毛玻璃雾蒙蒙的，里面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捉迷藏不好玩儿，兴味索然的我想要继续腾云驾雾，却惊骇地发现自己飞不起来了，莫非飞碟里藏有氪星矿石？我不禁联想到电影中的情节。阴谋啊，陷阱！失去飞行能力的超人被困在直径不足一尺的飞碟圆顶上进退两难。四外风声骤起，飞碟剧烈摇晃起来，悠游的幻境霎时成了无助的孤岛，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的心骤然提到半空……
再真实的梦也有梦醒时分，还没来得及留住梦中的美好，随之而来的黑暗即如冰冷的海水浸入船舱。苦闷、无望、窒息、恐怖……再一次吞噬了我。想要挣扎，却不能动弹；想要呐喊，已声嘶力竭；想要沉睡，却再难入眠……
无边的空洞挤压着疼痛的神经，一股暴戾之气郁积在我的胸口，心脏仿佛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随时会把我炸得四分五裂。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大张着嘴，努力吞咽着汹涌的泪水，头下的枕巾早已打湿一片……
几天后，父亲带着一脸沮丧回到家，进门就是一句山东特色的国骂：“他ｘｘｘｘ的，又上当了，一帮骗子！”远看是个当，近看是个当，到底上不上？上！受伤3年来，这样的恶当上过多少次，数不过来，只知道又上当了。
其实，头脑稍稍清醒就不难发现，拙劣的戏法、夸张的行头，饮食和语言上更是漏洞百出，可是偏偏有人赶着钻入这样明显的圈套，病急乱投医，他们骗的就是一个“乱”字。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无数次失望沉积在心底就会变成绝望。一个恶毒的念头在心底的污垢中泛起，蓄谋已久的谋杀计划，如今，我要付诸行动了。

2躁动
与花季相伴的，总是阴晴不定的天气。同样，青春期的罗曼蒂克中，也总是隐藏着莫名的躁动。一阵阳光灿烂、一阵疾风骤雨，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症状贯穿于我整个少年时光。青春碎片在我的记忆中闪光，有缤纷的色彩，也有锋锐的暴戾。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很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项目，看场电影就算高消费。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保持高度一致的枯燥，中小学生也不例外。
听话懂事、勤学上进的好学生基本被满怀崇高理想、或荷尔蒙分泌不太旺盛的孩子承包，青春期躁动的孩子很难安分守己。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一些有志于横行江湖的少年就拉帮结伙、寻衅滋事。
那年头，想要看一所中学的校风好坏很简单，放学后，观察校门口就能知道。身着校服的学生规规矩矩地离校回家，校门口没人滞留，校园内肯定也是秩序井然。一帮一伙地扎堆儿，叼着烟卷斜着眼，个顶个的霸气侧漏，那该学校的政教处的老师就该亟需提高素质。
刚上初中，我就“古惑”了，跟几个小哥们儿四处惹是生非。其实，我很少主动挑衅，主要是他们总没事找事，然后利用我发育生猛的身材唬人。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都能引发一场血战，板砖、木棒、铁链、钢筋……自行车的钢丝锁一度升级为最趁手的凶器。
我的原则是：不欺负人，也不让人欺负。但是这个原则经常被伙伴的无原则挑事打破。他们打不过人家，我就得上阵；我们集体战斗失利，就得向名头响的老大求助。混战到最后，根本说不清到底谁欺负谁。
好几次，我都凭着从小练就的飞毛腿逃离险境。那哥儿几个在拘留所里啃窝头，落单的我在课堂上打瞌睡。青春的躁动啊，促成了多少个流氓团伙——还是黑社会性质的。万幸，我悬崖勒马比较及时。
整天光想着惹事，没心思念书。升高中时，那几个哥们儿纷纷落马，沦为社会闲散人员。我则在父母的威逼利诱下，狠用了两个月功，留在母校。貌似义薄云天的小团体就此散伙，我也消停了许多。
大概是闲得难受，消停没几天，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飘忽闪烁的心思忽隐忽现，想要捕捉，却无实质内容。究竟想干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觉得心底翻腾着一股激情，鼓动我做些犯傻的事。
懒散地坐在岸边的垂柳下，叼着假冒成熟的香烟，望着水上飘来飘去的渔船，总能让轻佻浮躁的我享受一份难得的清净。从青春萌动的十六七岁，我稚嫩的心中隐约就有了多愁善感的烦恼。
后来书看得多了，我才知道这是少年维特们的通病——对世界肤浅的认知，干扰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只好暂且用轻愁浅忧的矫情排解心底的躁动。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一个频繁穿梭于大院——河岸之间的少年身影，成了大院居民习以为常的风景。高大的身材、短浅的目光、矫情的神态，给善良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人们仍诧异于少年的凭空消失。
很多必然发生的灾难都是有先兆的，在我身上特别明显，这不能算迷信。在1987年的夏天，我像地震前的狗烦躁不安。
除了在海河上飘着，干什么都不感兴趣。游泳回来，也不冲澡，带着满身工业污染的渍泥倒头就睡；出奇地懒，懒得晨练、懒得出门、懒得动弹，连饭都懒得吃（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要知道，我一贯勤快，曾被老师定性为“多动症”）；看谁都不顺眼，因为一点小事就能发无名火，犹如疯狗咬人，外面跟路边台球的小痞子打，回家跟我弟打，我哥整天上班幸免于难……总之，出事前一个月我就一反常态，像临近沸点的一壶开水，极不稳定。
父亲回山东老家探亲，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是最喜欢乡村环境的，以往每年最少回一次老家，可是这次说嘛也不去。怕我们哥儿俩继续火拼，父亲只能带着我弟踏上探亲的列车。
二姨至今认定她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那天中午没拦住我走出家门。我的种种反常举动是她想要阻拦我去游泳馆的原因，也是她不敢极力阻拦的原因——“好人不理臭狗屎”，我肝火旺盛得像一泡冒着热气的狗屎，她犯不着跟我着急生气。
有一句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母亲就常常这样安慰二姨：“依着阳儿的狗脾气，不出这个事，他也得惹别的祸。”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气话，依我的血气冲动、争强好胜，再加上小聪明，不惹祸是偶然的，惹祸是必然的。
北方人用一个“卤”字，形容三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1987年的伏天更像是一锅勾了浓芡的打卤面，到处都氤氲着滞重的潮气。不得不为生活奔波的人们成了游移的面条，目光涣散地跋涉在面汤里。
汽车屁股喷出的烟灰搅拌进黏稠的空气，见缝插针地糊在湿漉漉的身上，再被顺脖子淌下的汗水冲出一道道泥沟……80年代，空调还没像现在这么普及，被酷暑折磨得无处藏身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奔向海河岸边那一丝清凉。
1986年底，我们家搬到刘庄街棉二大院的一个两居室偏单，面积不大，但是跟建设楼两家合用的伙单（计划经济下很不人道的产物）相比，已经算是一天一地了。更可贵的是，从棉二大院步行到海河，只需横穿一条冷清的小马路，总共不到3分钟的路程。对于我们这个酷爱运动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块风水宝地。
1987年8月9日是个礼拜天，上午10点不到，家族成员陆陆续续聚集到棉二大院的小单元，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制，唯一的周假日显得格外宝贵。大家都盼着下午太阳威力减弱的时候，能抢先享受海河水的清凉，小单元里充满欢声笑语。
这是个和睦的大家族。母亲是大姐，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在传统家族伦理的教育下，姐弟六个有着极强的向心力，也正是这股力量，支撑我们度过后来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午饭吃饺子，分工合作，擀皮的擀皮，和馅的和馅，不时穿插着各种生活见闻和笑料，没人觉得简单重复的劳动是一种负担。
十二点半，饺子刚下锅，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传来。打开门，我哥满脸兴奋地站在门口。
“你今天不是值班吗，怎么这么早回家？”母亲扑落着满手面粉问道。
“下午国际大厦组织去河西游泳馆游泳，有外宾，刚换的水特清，你要去就赶紧。”我哥顾不上回答母亲，扯着脖子冲我嚷嚷。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单位有点屁事也要拿出来显摆。
游泳馆阴凉的池水对我的诱惑远超过海河，何况还是为了接待外宾刚换的水。跟外宾一个待遇，这好事上哪儿找去？我急忙点头答应。
刚出锅的饺子太烫，等不及了，我抓起泳裤，跟我哥风风火火地冲出家门，身后传来母亲无奈的埋怨：“你早饭就没吃，要疯啊？！”
不知是什么原因，连着几天都是浑浑噩噩的，早饭吃没吃，还真记不得了。管它呢，游泳馆离家不远，散场回来，正赶上跟大家一起去海河，这有多美。母亲要是数落，给个耳朵听着呗。
心里盘算着小九九，我喜气洋洋地走在正午毒辣的阳光下，丝毫没有意识到厄运正潜伏在游泳馆的角落里，等着我自投罗网。
没等到游泳馆散场，我没心没肺的少年轻狂就提前散场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去过海河，再也没去过游泳馆，躁动的青春岁月定格在1987年8月9日这一天，成了永远的追忆……

3劫难
游泳馆里不像平时那么嘈杂，除了国际大厦的员工，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宾。虚荣加自负让我热血沸腾，我决心要在国际友人面前展示高超的游泳技巧。
抖着一身腱子肉，我在为国争光的臆想中，昂首阔步走上起跳台。凌空跃起的瞬间，隐约有一丝不安掠过心头，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冲动而愚蠢的决定，会给我的命运带来革命性的转变。
清凉的池水如柔软的丝绸滑过肌肤，这样的快感一闪而逝，无边的恐惧紧接着钻进了我的心里。入水的一刹那，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
水的阻力应该带来针刺般的冲击，然后水的浮力会阻止身体继续下沉，为什么这些都没发生？我像自由落体的飞船一样，毫无阻碍地直奔池底。随着脖子一阵剧烈的刺痛，我成功着陆了，只不过是大头朝下。
池水真的太清澈了，池底瓷砖的缝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像条翻坑的死鱼，脸朝下浮在泳池中。拼命挣扎，却不能动弹分毫，想要呼救，漂白粉味道的池水乘虚而入。我赶紧闭嘴，肺里残存的氧气很快耗尽了。池底清晰的砖缝越来越模糊……
刚开始，我还傻厚道地以为，这种陌生的麻痹状态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残酷的现实冲我龇牙一笑，你完啦，小子！
绝望中，我缺氧的大脑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难道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忘了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只记得小时候一家人去水上公园，很少观赏风景，几乎都是奔着波光粼粼的人工湖去的。
父亲从年轻时就贪玩儿好运动，1959年曾在全国公安系统运动会上拿过举重季军。长跑、游泳、滑冰、打球……只要跟玩儿沾边的运动，他是一概不能放过。虎父岂能有犬子？家风遗传，我们哥儿仨从小就得好运动，不好也得好！
还住在农业合作社大院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必须准时起床，甭管春夏秋冬。谁敢偎被窝赖床，一缸子凉水保证能让你清醒。
三九天的清晨，天还没亮，一个粗壮的身影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三个参差不齐的儿童紧随其后。北风那个吹……“一——二——三——四——”父亲铿锵有力的口号声，在清冽的寒风中激荡。
等到农业社社员懒懒散散上班的时候，我们已经满头大汗，步调一致地高唱凯歌还，“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社员同志们被嘹亮的歌声整得集体迷糊：俺们这算迟到还是早退？
那时候，我也就五六岁。
有这样一位严厉得近乎苛刻的老爹整天不识闲地折腾你，好比登山后面跟着大老虎，就算成不了运动健将，体格在同龄小朋友中也是出类拔萃，这就叫督促吧。
若干年后，父亲集中营式强制的运动，加上母亲鸡蛋鸭蛋菜汤的喂养，把我由一棵纤细的豆芽菜，催成身高1米85、体重80公斤的彪悍少年。在校田径队练撑竿跳，第一次过杆就是4米，游泳更不在话下了，水上、海河任我游。
“看这两条腿，跟房檩似的。”哥老会鼓手闫老五每次在晨练时碰上我，都会赞不绝口。两条坚实粗壮的大腿支撑着我健硕的身体，一次跑个万儿八千米，轻松愉快。
学校体检时，我冲着塑料桶一鼓作气，肺活量5000。因为这个缘故，当国际大厦的同事发现泳池中的异常，提醒我哥时，他还面不改色地吹牛：“没事，我弟起码能潜3分钟呢。”
那次潜水时间肯定打破3分钟记录了。当我被肩扛手拉地从泳池拽上来的时候，已经憋得像只薄皮茄子——面色青紫、人事不知。
“妈妈……妈妈……”不知过了多久，一声声充满恐惧的嚎叫，忽远忽近徘徊在我的耳边。
谁呀，这是？哭爹喊娘这么没出息……随着意识渐渐回归大脑，我惊诧地发现，这个粗粝的声音竟然是从我的喉咙发出的。一时间我对自己感到无比陌生。
出什么事了，我这是在哪儿，这么多凌乱的人影都是谁，什么东西在嘴里戳来戳去？……我被外星人绑架了？昏昏沉沉……意识再一次飘忽离去……
叛逆的青春期，我鄙视父母的平凡渺小，对他们的说教更是嗤之以鼻，随时准备离开家庭，去独闯天下。事实上，我确实多次把离家出走的愿望付诸行动，为要摆脱父亲严苛的管教和母亲琐碎的唠叨，独自去广阔天地闯荡。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度过青春期的，至少我弟没像我这样叛逆。他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一直是我嘲笑的对象。
生命中的骄傲随着热血澎湃，让我一次次横眉冷对父母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嚣张气焰愈加高涨，似乎要将这个拥挤的小家掀破屋顶。
当我立志不向任何人——包括蛮横的父亲和柔弱的母亲——求助时，却从未曾想到，在潜意识里，我对母亲的依赖会这么深，以至于大难临头，她成了我本能的依靠。
现在回想起来，生活在阳光雨露、鸟语花香中的人们，对上帝的感情何尝不是如此？一边享受着丰盛的普世恩典，一边自鸣得意，不懂得感恩知足；待遭受苦难，又想得到“老天爷”的救助，顿足捶胸、哭天抢地……
母亲是下午一点半得到的通知（也就是说，我在不到半小时内，以突击完成作业的速度闯下塌天大祸），那时她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一生献身护理事业的母亲深知，游泳跳水失误会导致什么样的恶果。命运和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不久前，她晋升副高的论文就是《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的护理》。
当母亲赶到医院，看到医生、护士正在紧张抢救诊床上深度昏迷的儿子，听到儿子在神志不清中深切的呼唤时，母亲的心被忧伤刺穿了。
“有知觉吗，我捏你的大脚趾，有知觉吗？”迷迷糊糊地，我听到母亲熟悉亲切的声音，焦躁不安的心踏实下来。但是知觉呢？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问。
除了脖子和头顶传来阵阵剧痛，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七魂六魄也飘飘摇摇地若即若离。我茫然地望着母亲，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像是梦魇中的场景，混乱而失真。
为什么会这样？我失去清醒的判断力，而有着多年临床护理经验的母亲却清醒地意识到：儿子这是摊上最崴泥（天津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坏事了”）的病啦。
人体有两种细胞没有再生能力：一种是心肌细胞，一种是神经细胞。
迄今为止，外伤性脊髓损伤仍然是困扰整个医学界的难题。因为损伤的恰恰正是脊髓神经细胞，横断性脊髓损伤，再无康复希望。就好比一棵中枢电缆，一旦被截断，电力无法输送到下面无数的分支，这些分支就彻底处于瘫痪状态。
最近看了不少关于人类濒死状态的文章，都很详细地罗列出大量案例。一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危重病人，有过很离奇、很灵异的经历：有的是被一束白光笼罩，有的与逝去的亲人重逢，有的灵魂出窍俯瞰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人亲历了天堂的美好和地狱的恐怖。
对于这样的生命体验，我一般把它当作奇闻趣事来看。从河西游泳馆被送到河西医院抢救，其间我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深度昏迷——这是母亲后来亲口告诉我的。
有的朋友对我这段经历感到好奇，也曾问过我是否记得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对此我只能苦笑着回答：那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许是我死得不够透彻吧。
缺氧昏迷后，我好像睡着了，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像砧板上一条冒泡的鱼，躺在河西医院的诊床上。尽管我也希望有一段可以拿出来炫耀的灵异经历，但是很遗憾，那半个小时成了我人生中无法弥补的一个空白，无知无觉、无声无息、或生或死……
河西医院是家规模较小的区级医院，无法对病情做出最终确诊，也没有进一步治疗的医疗条件，母亲当机立断：转院！
担心会给已经受伤的脊髓神经造成更严重的损伤，母亲跟河西医院的领导商量，连人带诊床一同抬走。因着母亲的殷切恳求和她在护理界的声望（参与抢救的护士中就有她的学生），院方干脆利索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当时华北地区最好的骨病专科医院，当属母亲曾长期担任护士长的天津医院，距离河西医院大约3里地。人不离床的转院是项不小的工程，没有这样的先例，也没有这样的运输设备，没办法，只能靠人力了。
于是，1987年8月9日这天下午，天津市河西区解放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支奇怪的队伍：算上我哥一共六个强壮的膀爷，一律泳裤拖鞋，半裸的身躯披挂着淋漓的汗水，肌肉暴起地抬起一张巨大木床，匆匆行走在三伏天猛烈的日头下。床上躺着一个生死不明的庞然大物，旁边跟着个高举输液瓶、近乎歇斯底里的中年妇女。
这样一幅蔚为壮观的场景，带给人莫名的震撼和好奇。那年月人们单纯的思想中还没有行为艺术的概念。莫非逮着外星人啦？路边的行人纷纷驻足，想要上前探个究竟。膀爷们冷峻的目光又令他们望而却步。
我是一路优哉游哉地“飘”到天津医院的，可是我哥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却深刻体会到旧社会给地主扛长活的万恶。到达目的地时，几个20岁左右、胳膊上跑铁马的大小伙子，不约而同地虚脱了。他们的汗水早就蒸发殆尽，头上身上挂着的，是一层黏稠晶莹的油脂。
救命之恩，何以为报？20多年过去了，迄今我对这些救命的哥们儿仍旧充满感激。相比现代人的冷漠，这些离开校园不久的年轻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尽管为了前程，他们已经各奔东西，但我盼望上帝能拣选他们，将来天国相见，我能有机会对他们说声：“谢谢。”

4危情
母亲不愧是护理专家，骨科医院的诊断与她的判断完全吻合：颈椎5、6节骨折压迫中枢神经，导致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诊断结果令母亲阵阵眩晕。她情愿是自己判断失误，情愿丢掉护理专家的荣誉，情愿医院是误诊……情愿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但是诊断书上的白纸黑字、医生同情的目光、诊床上不能移动分毫的儿子，让她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而无奈的现实。
不幸已然发生，接下来要做的，是该怎样善后了。
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啊，到底是什么支撑我们这个灾难瞬间临头的家庭渡过难关？事后回想起来，总觉得除了家族的向心力，冥冥中还有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帮助我们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抗衡。
哥儿仨中，我曾经是父亲最引以为傲的儿子。
“阳儿，下楼搬车！”每次下班回家，父亲都要在楼下扯脖子来这么一嗓。从我上小学二年级，一直喊到我受伤，毫不掩饰小农意识里多子多孙的炫耀。
父亲充分利用我对自行车的着迷，达成了一项最原始的劳务兑换——我帮他把二八大梁飞鸽扛上楼之前，可以在院子里先骑上一会儿。
为了亲身体验两个轱辘上的平衡，我心甘情愿地用瘦小的肩头扛起不该属于豆芽儿童的重担，并在重担的压迫下顽强地成长。第一次跨上大梁，我就成功地冲进路边的泥沟。
身为公安系统的一分子，父亲对使用童工的非法性居然没有半点认识，不能不说他属于执法犯法。小时候没觉得怎么尴尬，当爹的吩咐儿子做点事理所应当，上了初中，在邻居们若隐若现的笑纹里，我读出不言自明的意思：显摆什么，就你趁儿子！
父亲这种令人难堪的炫耀一度挫伤了我的自尊，可是他不会为此害臊。管你邻里街坊怎么看，他是十几年如一日照喊不误。
早就有心提醒他别这么张扬，犹豫再三，终于作罢。一方面摄于他管教的手段，一方面确实不忍心。除了这个小家，父亲也不趁什么了，既没钱也没势的一介草民，儿子是他炫耀的唯一资本。
每年至少一次，我的寒暑假是在山东老家的田间地头度过，我不光是喜欢乡村那种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的环境，更带着父亲光耀门楣的托付。
中国传统家庭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就是人丁兴旺。在农村，人丁单薄的家庭历来都是受欺负的对象。“人活，不就活的是人嘛。”这是我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朴实得足以打击所有计划生育工作者的热情。
父亲这一代只有他和叔叔哥儿俩，叔叔又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哥儿仨自幼就扮演着光宗耀祖充门面的重要角色，往返于天津——山东之间。配合着父亲模糊的公安身份（早期消防、公安不分家），和祖上遗传的好勇斗狠，令村里一贯仗势欺人的个别分子不敢轻举妄动。
当父亲得知噩耗，率领我弟从山东赶回天津的时候，我已经头戴牵引带、身插输液管，躺在重症病房里两天了——像一只被麻醉的狗熊铺满整张病床。由于肌肉完全松弛，我的胳膊不断滑下床边，母亲不得不在病床两边挡上凳子。
望着病床上半死不活的儿子，父亲完全呆住了。刚收到加急电报的时候，他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游泳跳水受伤，能伤到什么程度？
一生在消防前线摸爬滚打的父亲，曾经多次光荣负伤，至今脸上仍能看出烧伤的疤痕。他对伤病的理解：男子汉大丈夫，受点伤算什么？养几天不又是生龙活虎一条好汉！
他一再追问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天前还生猛活泼的儿子，怎么一下子成了气息奄奄的高危病人？当母亲和医生把具体情况跟他解释清楚后，父亲沉默了。他紧锁眉头呆坐在病房一角，目光游离地看着母亲忙里忙外，似乎已然魂飞魄散。
转天来医院的时候，他仍保持着这种游离状态。跟前一天不同的是，一夜之间，父亲原本一头墨染般的黑发，已是两鬓寒霜。
以前听说过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那只是民间传说，我从未想过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发生。如今，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向豪情万丈的父亲竟然也是一夜白头。
父亲失魂落魄的状态持续了大约一周。那正是紧急抢救的一周，重担全都压在母亲柔弱的肩上。一连7天，母亲守护在我身边，未曾合眼睡过一个囫囵觉。她不放心把我交给任何人，无论是经验丰富的护士，还是同胞手足。
有一种对付犯人的刑罚，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他睡觉，连续几天之后，人会因缺觉而崩溃。为要留住儿子的生命，母亲争分夺秒地同死神搏斗，寸步不让。在我脱离危险之前，她用执著的母爱挑战了人体极限。
从小我就不安省，小学老师曾经亲切地问过我：“你有多动症吧？”这句话是紧随板擦飞来的，原因是我在课堂上手舞足蹈——当时我正沉迷于武术招式，已经到了浑然忘我的境界。
对于老师的询问，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去医院检查过，我也不知道。”这样潦草的敷衍显然不能满足老师的好奇，结果就是她教她的课，我练我的武术——在教室外面的过道里。
不安省加上多动症，双剑合璧，我撒开欢儿惹祸。光是因为跟人摔跤，就造成一次骨裂、两次骨折，还都集中在倒霉的右脚。对于我这朵经常光顾医院的奇葩，急诊部的大夫、护士早已见怪不怪。“又来啦，”他们亲热地跟我打招呼，然后语重心长地规劝，“能让你妈省点儿心不？”
第一次骨折是刚上初中，那时候我已经1米8的个头，身高不足1米6的母亲居然能背着我，步行半里地去医院就诊。为了不耽误学习，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她用自行车推着我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难以想象，母亲柔弱身躯里，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从那时起，母爱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不解之谜了，一直到现在，她仍是一个千古不朽的生命奇迹。
曾经听过一个童话故事，给了母爱一个深刻的诠释：
王后深爱她的儿子，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中，王子长大成人。魔鬼妒忌人间伟大的母爱，变作美丽的公主引诱年轻的王子。
不久，王子迷上了美貌的公主。他向公主许诺：“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公主想了想，说：“该有的东西我都有了，如果你真的爱我，就把你母亲的心给我吧。”
陷入情网的王子毫不犹豫地骑上快马，冲进王宫，杀死了赋予他生命、又用生命爱他的母亲，将母亲还在跳动的心挖出来。可能是太急于向公主表白自己的爱情，当王子捧着这颗跳动的慈母心策马狂奔的时候，从马上坠落，母亲的心滚落在地上，摔碎了。
王子忍着浑身的酸痛慢慢从地上爬起，一个微弱但充满怜惜的声音从母亲那颗破碎的心传来：“孩子，摔疼了吗？”
向来自大得冷面南墙，总以为自己的脑袋比金刚钻还硬，碰壁无数仍死不悔改的我，在命运残酷的打击下，彻底找不着北了。
抢救期间，受到重创的生命随时可能离我远去，但是有母亲相伴，特别是当她用温暖的手掌抚摸我额头的时候，我仿佛又变成母亲温暖子宫里的小小胚胎，安详平静地享受着脐带传送的养分。所有已经临到或将要临到的伤害，被隔绝在母爱以外，统统与我无关。
半生坎坷的经历让我深知并确信，大难临头时，有两种伴我终生的爱，不会因艰难挫折而动摇。
一种爱是如大海一样深邃的母爱。这种爱能让朴实无华的生命绽放出烁古耀今的光彩。“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挽救儿子的性命，母亲把自己的性命豁出去了。今生，母亲没有弃我不顾；来世，没有母亲，我又怎能独享天堂？求主垂怜。
另一种真切的爱是来自上帝，使深陷痛苦绝望中的我，感受到一种超乎寻常、超越一切的爱和平安。
无私的爱是创造奇迹的先决条件，是战胜痛苦、带来幸福的唯一力量。交织在我生命中的这两种爱，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人生路上风雨兼程，有爱才不孤单。

5手术
高位截瘫患者必须进行的手术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前路植骨，从病人的髋部（俗称大胯）取一块骨头，通过脖子前面的切口，植入因骨折而变得松动的颈椎。经过大约3周时间，植骨的两节颈椎融合在一起，起到固定作用。
第二步后路减压，说白了就是把病人的后脖颈切开，使脊髓完全暴露，观察脊髓神经受损程度，清除一切有可能压迫脊髓的外在因素，包括骨折时产生的碎片和纵向棘突。
迄今为止，西医对外伤性脊髓损伤的治疗，仍沿用这两个步骤。除此以外，就是术后再配合一些科学系统的康复锻炼。要想让已经横断僵死的神经细胞重生，势比登天还难。
这样的事实描述可能对脊髓损伤的朋友是个不小的打击，对此我只能无奈地说声“抱歉”。
入院两周后，我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准备接受第一次手术。
前路植骨时，需要把一切拦在颈椎前的软组织牵拉到一旁，使骨折错位的颈椎暴露，才能在两节颈椎之间植入起固定作用的骨头。手术前一周，我的脖子被反复揉搓推拉。这种类似于抻筋的热身运动是为了避免手术时牵拉这些零碎费劲，自己痛苦不算，还给大夫找麻烦。
我躺在手术台上，欢快地等着医生动手。冰凉的刀锋划过皮肤，我被切开了，无辜的喉结、声带、气管、食道被钩子拉到一边，不给力的颈椎大白于天下。（设想一下，从正面能看见一个人的颈椎……估计再恐怖的电影也吓唬不了英勇的外科医生。）
一小块担负重要使命的胯骨被调离岗位，荣升到位于高层的中央部门。当主治医生操作这道程序时，我能很清楚地听见小锤敲击骨头的声音，犹如台球相撞般清脆悦耳。
接下来，医生的一双回春妙手要干点体力活儿了。他像个技术娴熟的木匠，轮起小榔头，把刚取下来的那块胯骨往第四、第五节颈椎之间楔。每楔一下，我全身都会通电似的大幅痉挛。纤弱的护士拼尽全力按住我的双臂，才能保证埋在血管里的输液针头不被震出来。
无比震撼的前路植骨总算大功告成，我右手的曲腕抬腕功能也随之丧失——手术过程中的震动给脊髓带来二次损伤。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这是悲催又无奈的现实，我必须接受。
离开手术室，母亲急切地对我说：“说句话试试，看看声带有没有受伤？”
我沙哑着喉咙回答：“我……饿……了……”说完，头一歪，壮烈地昏昏睡去。
虽然这次手术没有让我失语，但我以前的美妙歌喉被现在的破锣嗓子代替，都是颈椎惹的祸。
又过了3周，我再次像国宴中的一盘大菜，被隆重地端上手术台，接受后路减压手术。
无影灯辉煌的灯光下，我脸上扣着氧气面罩，侧躺在半人高的手术台上。望着眼前晃动的白衣天使，激动兴奋的心情，一如既往地掺杂着天马行空的遐想。
专家做的手术一定成功吧？手术后不久，我就能健步如飞吧？还好落下的功课不多，凭我的小聪明，很快就能跟上大流吧？嘿嘿……紧张的手术过程中，我始终沉浸在单相思式的憧憬中，偷偷地笑……
酒精、碘酒反复地涂抹，后脖颈一片冰凉；麻醉针深深地插入皮肤，局部麻醉带来的困意阵阵袭来；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受损的颈椎，已经酥松的棘突失去皮肤的包裹，像点心的碎渣，随手而落；接着是咬骨钳子吃力地切割剩余的棘突，咯吱咯吱咯吱……钳子咀嚼着骨头，清醒的大脑不得不承受恐怖刺耳的声音。
“打开了。”医生长出了一口气。一番努力过后，粉红的脊髓裸露在主治医生的眼前。几位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赶紧围拢过来，现场活体解剖的机会实在难得。
“脊髓有血肿，颜色比正常的脊髓要深。看这里，脊髓鞘的毛刺儿，骨折挫伤造成的。”主治医生耐心的辅导和实习生的虚心求教，让冰冷的手术室有了融洽的气氛。
长时间遭受挤压的耳朵撕裂般疼痛，我心平气和地忍受着。一切为了康复！
“现在有什么感觉？”这个问题是给我的，经过一系列生理解剖指导，主治医生终于切入主题。
头触池底的刹那，背信弃义的身体彻底与我的大脑划地绝交，地方不再服从中央，我所有的感觉滞留在空洞的大脑——那是相当郁闷。但是现在，随着医生的手指轻轻触摸脊髓，仿佛触电的感觉，阵阵暖流从后背传向脚心。
受伤后第一次出现这种奇妙的感觉，虽然并不十分明显，我仍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不是说明，受伤的脊髓在医生的治疗下，正在渐渐复原？
在随后几年进行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治疗过程中（电疗、气功、骶孔疗法、针灸……），我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仅此而已，再无任何进展。
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从一本科普杂志上得知，这只是心理暗示下产生的臆想，并不是真实感觉。但在当时，这样自欺欺人的臆想，无疑给我逐渐枯萎的生命注射了一支强心针。
这支强心针的药效长久持续，靠着它的支撑，我和我的家庭在寻医问药这条路上百折不挠，直到无数次的碰壁将不切实际的梦想彻底粉碎。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医生以完胜的姿态宣布：“脊髓损伤程度并不严重，两年内彻底康复的希望大大滴，路会走滴，生活也会自理滴！”多么美好的前景，太振奋人心啦，我的心欢快地跳动。
一时间，我仿佛越过时空看到两年后驰骋在田径场上的我，飒爽英姿如一匹奔腾的骏马。将要离开手术台时，医生和蔼地问我感觉如何，我一脸幸福地呢喃：“都挺好，可能耳朵骨折了。”
其实，面对绝症患者，几乎每个医生都准备了一套美丽的谎言去应对。这不是刻意欺骗，而是临床心理学重要的一环，目的是为了维持患者生存的勇气。我和父亲不懂，母亲懂，她从拿到医院诊断证明的那一刻，就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

6病房
一间20多平方米的病房里，躺着4个不能自理的截瘫病号，加上4个陪伴家属和时不时前来探望的人群，狭窄的空间拥挤不堪。
天津医院创伤科的病房在三楼，安置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伤员。
我在那里住过将近两个月。
80年代，医院设备简陋，夏天不要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天津医院也是如此。大病未愈的病号们、医生和护士一起统一战线，汗流浃背地战高温斗酷暑，为了夺回失去的健康，同病魔作着殊死搏斗。
病号的吃喝拉撒都离不开病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物钟，新陈代谢刻不容缓。你方唱罢我登场，病床边拉层布帘就能充当厕所。等到病号们都混熟了，干脆连这层遮羞布也省了。大家是同病相怜，有缘千里来相会，谁也别笑话谁。
于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大小便的恶臭和伤口散发的血腥混合着大米粥的清香，凝成一股怪异的、令人作呕的气味，飘荡在整个病区。
脑满肠肥的绿豆蝇穿梭于米饭大便之间，享受着盛宴。它们志得意满地飞来飞去，打着饱嗝传播病菌，哼着小曲儿谈情说爱。（得知康复无望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羡慕苍蝇的飞翔。这种生存需求不高的昆虫，有口屎就能开心地“嗡嗡”，而且光祸害别人，自己从不得病。）
置身其间的人们都被莫名的烦躁搞得情绪激动，病号、陪伴交叉无序的口角争执时有发生。本该静心疗养的病房，却更像刚经历一场浩劫的难民营，满心期待，却又焦躁不安。
每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没有坚强的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以前，我对“白衣天使”这个词感觉很抽象。尽管母亲做了一辈子护士，我自己也从小就跟医院打交道，但对她们的工作实质并不了解。
通过这次住院，我对从事护理专业的“白衣天使”产生由衷的敬佩，就算有的护士偶尔闹闹小脾气也予以充分理解。住院的人流动性比较大，人家可是要在医院打拼大半生。
信主后，我得知护士的鼻祖是南丁格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我安静地躺在从窗数第三张病床上，头颈被牵引带牢牢固定在床头，耳后的筋腱被几斤沉的秤砣扯得生疼。顾不上疼痛，我暗自担心：千万别在老师同学探视的时间便在床上啊，实在丢不起这个人。和所有浅薄虚荣的半大小子一样，我也特别注重面子问题。
“轮到我们啦，行行好，放我们进去。”聚集在楼下的哥们儿声声呐喊。碍于母亲的情面，医院保安不好意思把他们撵走。这严重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等的时间稍长，就冲楼上嚷嚷。
学生时代的我性情随和而仗义，因此广结人缘，不单是校园内的同学，连社会上左青龙右白虎的青皮也拿我当哥们儿。
这场发生在暑假末期的跳水意外，在小范围内引起的轰动效应几乎等同于天王巨星现场演出。得知我意外受伤，“各路豪杰”云集天津医院，每天来探望我的人络绎不绝。我躺在床上挨个“接见”。
一张探视证最多能进两个人，把全病房闲着的探视证都敛齐了，一次也不过能进20来人，其余的只能在楼下遥望，等下一波。拥挤的病房里热浪滚滚，挤不进来的就站门口打招呼、慰问。有一阵子，天津医院的创伤病房比大车店还热闹。
除了哥们儿、同学，几乎全校的老师也都赶来医院探望。
教英语的刁老师有一条锃亮的假腿，但不影响他对运动的酷爱，课余时间，我们总在一起打网球。赶到医院看我第一眼，他就掉泪了，哽咽着安慰说：“别着急，安心养病，等养好了，咱还一块儿打球。”时至今日，被命运判了无期徒刑的我还在无奈地爽约，辜负了刁老师的等待。
临床的老朱举着一面小镜子四处踅摸，终于瞄准了对象，冲我挤眉弄眼：“快看快看，又是昨天那个小姑娘，还拿着花儿呢，你再说不认识？”
老朱是那种耍起嘴皮子没有节制的老天津卫，说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但是心地却很善良。他是重卡司机，在一次事故中，被几吨重的卡车压在下面，半边身子找不到一块囫囵骨头。
这么重的伤情没影响他的口齿伶俐，谁要是放个响屁，能被他渲染得跟原子弹爆炸差不多。为这，护士长没少批评他，可他还是贫嘴依旧、笑口常开。听老朱神聊，比听相声带劲得多。
我明白老朱是想逗我开心，可这样的玩笑岂能随便开？没蒙您老朱，我是真不认识，就知道她跟我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姓字名谁何方人士芳龄几许……一概不知。我们之间应该属于最纯洁的同窗之谊。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公园里的未成年小朋友蜜里调油地出双入对，亲热起来旁若无人。这要搁到早年，不用废话，大嘴巴先抽上啦，看尔等小辈再敢卿卿我我！
没经过启蒙教育，又一门心思扑在傻玩傻闹上，我对男女感情方面的认识起步较晚。别看我已是高二的学生，还处在懵懂的情窦初开阶段。
少年时代，我倾心的对象基本都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煽情人物，而且对她们用情比较专一（严格地说，是在某一阶段用情比较专一）。
最早好像是《血疑》中的山口百惠，热血冲动时，甚至想过东渡日本血洒扶桑，这大概是刚上初中的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简•爱、排球女将、艾斯米拉达……都曾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担任过重要的角色。
出事前，我正陷于对奥黛丽•赫本一往情深的单相思中，《罗马假日》的美丽公主倾国倾城倾少年。我幻想着某天能远走高飞，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咖啡店，与赫本巧妙地邂逅，重新演绎一段温馨浪漫的XX假日。
可能对这些缥缈于天际的人物过于痴情，现实生活中翩然而至的早恋却与我擦肩而过。EQ严重不足，导致我的爱情之花尚未绽放，就过早地夭折在病榻的桎梏中。套用一句时髦网络用语：那是无比的悲催。
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那位献花的女孩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是依稀记得一张清秀的面庞，和一双噙满纯真的大眼睛。随着我出院回家，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几年后，那束引起老朱艳羡、价格不菲的绢花，也因失去光泽而被丢进垃圾桶，一如我的青春岁月，曾经那么光彩照人，却如流星一闪而过，瞬间黯淡。
不知何为爱，也不知何为被爱的少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人生舞台，身后留下一片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