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1956年生,四川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1985年到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重庆大学的教授。主要著作有《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走向十字架上的真》(1994)、《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995）等。

重版记
增订版前言
前 言
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
上帝就是上帝
人是祈祷的ⅹ
神圣的相遇
分担上帝的苦弱
信仰的重负与上帝之爱
不抱幻想，也不绝望
期待上帝的思
倾向与奥秘
十字架上的普世挑战
十字架上的荣耀之美
十字架上的未来是大地的希望
重版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过一句让人深感不安的话：

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０页。

的确，汉语学界体会过，在那些自诩给人绝对真理的有关人、世界、历史、人的命运、价值和本质的独断语境的意识形态化的学说中，有把谎言当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说谎的情形。于是，人们分不清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东西。例如，关于人的本质和伦理的学说，就陷入如此困境。
人们被谎言欺骗以后，就再也不相信竟然还有真实的、珍贵的和值得信靠的东西。从此，一种极端的否定论和怀疑主义的态度应运而生，侵入人的骨髓，这种态度除了自我的存在的虚空外，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加以拒斥。
于此华土初始滋生的这种态度，在欧洲世界早就于１８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徜徉于市了。近代以来，欧洲的价值观念一直处于转型的挣扎之中，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催生出一种现代型伦理，传统的由希伯莱启示宗教与希腊理性主义融合而成的基督教伦理观念屡遭分解，新型的市民——资本主义伦理观念统领时代意识。然而，自１９世纪末以来，这种新型的伦理观又成了被告，而且起诉人绝非仅只马克思、恩格斯：使人成为非人的恰恰是人而不是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人已普遍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伦理已病入膏肓，传统的有效的精神支柱已然丧失，于是，人们便除了本己的生命要求之外，什么也不相信，听任其自然冲动；于是，东方贤士开始嘲笑西方的“人欲横流”，开始为自己的道德传统自鸣得意；于是，价值虚无主义、历史相对主义伴随着种种新的人间偶像争相出现。在这样一个只要提到“爱心”二字就会遭人嘲笑的时代，一位思想界的唐•吉诃德式的骑士应运而生，向分解基督伦理观念的现代意识宣战，他就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天主教思想家、现象学第二泰斗、哲学人类学奠基人、现代基督教位格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舍勒（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１８７４—１９２８）。这位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澄清欧洲精神气质的迷误这一艰巨而又急迫的工作中去的思想家，以其深入的体察和透辟的分析向思想界表明：尽管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统一性之中，而１９世纪片面而又实用的历史文化则把这个统一体分解了，以致于衡量人之为人的公共标准最终消失，只有血淋淋的成功：尽管近代人本主义把基督伦理排挤到一边，以价值最低的人类自然欲求的市民——资本主义伦理取而代之，导致挚爱的真实意义从根本上遭到颠覆：尽管基督教本身面对精神伦理的普遍颠覆显得无能为力，以致人的精神位格不断下降，然而，欧洲精神毕竟没有穷途末路，复兴的希望依然存在，这就是：批判地澄清导致欧洲精神气质分解的观念根源，重建被歪曲、被颠覆、被排挤的基督精神气质。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其核心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挚爱意向。
舍勒一生最为关注的是人的定位：人的定位是什么、人在存在、世界和上帝的整体中占据何种形而上学的位置以及人的价值之所在的问题。舍勒自称，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先于其他一切问题。众所周知，近代西方的思想历史，是人本景观逐步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人们经常说，由于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人的地位和价值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本质的证明，不再是上帝造人说，而是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证明。然而，情形会不会刚好相反？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会不会是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极大贬低？在舍勒看来，历史和思想的情形恰好证明了后者。针对１９世纪以来的普遍的精神颓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舍勒指出，欧洲的厄运恰恰就在于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遭到了可怕的颠覆。那些人本主义的高论，将人既与动物又与上帝隔绝开来，沾沾自喜地躺在自然人性上高枕无忧。舍勒对此的讽刺十分尖刻：这种人本主义已经成了所有形而上学的庸人习气的确凿的纹缕。如今，悲叹是无济于事的，问题在于如何恢复被现代伦理分解了的本源价值。面对各种近代学说的现代推进，舍勒在诸多领域同时展开价值观念的文化批判，成为全面审理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先驱之一。本文不可能论及舍勒对现代性问题的全面审理，作者的博士论文《身成位格》承担了这一课题。本文仅着重描述舍勒的人学基调及其基督教位格主义与现象学方法之关联。
舍勒出生于慕尼黑一个领地管理员家庭，少年时代的舍勒就已主动地接近天主教世界观，成年后受洗归入天主教会。舍勒的父亲出自新教家庭，母亲则出自犹太家庭，舍勒接受天主教信仰，完全是个人抉择。他以为，新教对欧洲的团结精神受到损害应负责任，因为它以一种灵肉分解的二元论为思想基础，导致以精神与本能相分离为实质的现代伦理的形成。舍勒以为：大公教理（Ｋａｔｈｏｌｉｚｉｓｍｕｓ）才是欧洲精神的伟大遗产，基督教位格主义才是真正的欧洲大宪章。舍勒这种宗教洞察，支配了他一生的哲学和社会学批判，尽管他后来也对天主教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舍勒看来，基督宗教绝非仅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或康德所谓的实践目的，而且是一系列形而上学真理的基础，是欧罗巴精神的灵魂。所有被称之为“文化”的事物，不过是精神赖以出现的必要场所，必要的外部机制而已。而最精神文化乃至一切文化的“根”，按舍勒的说法，是那被祷告和神圣爱慕的活动奉为方向的上帝。
既然基督精神气质遭到近代以来各种人文学的诋毁和分解，要恢复基督伦理，就必须澄清种种人文学观念的谬误。在求学期间，舍勒深入钻研了现代医学、近代以来的哲学和新兴的社会学，先后师从过狄尔泰、西美尔和奥依肯，现代人文学的各个方面——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无不在他视界之内，为他后来在这些领域里展开价值现象学批判奠定了基础。